1986年12月27日，肖向东在北京首都机场候机厅里，握着一本深蓝色封皮的护照，感觉像握着一块烫手的铁。护照是五天前加急办下来的，签证页上盖着美利坚合众国的章，商务考察类别，有效期三十天。
“出国考察团”一共九个人：领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成员包括外贸部、科委、计委的几位司局级干部，两位大学经济学教授，还有肖向东——作为中心特约研究员中“最懂技术”的成员。
这次行程来得突然。十天前，中心主任找他谈话：“有个赴美考察的机会，主要看硅谷和波士顿的高科技产业，顺便接触美国的技术转移机制。团里需要一个既懂技术又懂经济的人，我推荐了你。”
肖向东当时愣住：“我？出国？”
“对。护照签证中心统一办，你准备一下材料。”主任顿了顿，“但有个问题——机委的郑卫国同志有不同意见，说你在接受调查期间，不适合出国。”
“调查？什么调查？”
“就是你那个北斗科技，还有深圳的朋友。”主任说得很直接，“郑卫国写了材料，说你有‘经济问题嫌疑’。虽然查无实据，但毕竟是个话柄。”
“那……”
“所以我跟上面说了，这次考察是工作，不是旅游。”主任看着他，“你以中心特约研究员身份去，任务是写技术考察报告。报告写得好，调查的事自然就淡了。”
这是交易，也是机会。肖向东明白。
一周后，出国的批文下来了，但附加条件：考察期间每天要向领队汇报，回国后三日内提交详细报告。
此刻，在候机厅里，肖向东看着手中的护照，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国门”这个词的含义。九年前穿越而来时，中国刚结束十年封闭；九年后，他要踏出国门，去看那个在报纸上被反复描述、在争论中被反复引用的“西方”。
“小肖，紧张？”领队王副主任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
“有点。”
“正常。我第一次出国也这样。”王副主任笑了，“不过这次去的地方，你会感兴趣的——硅谷，全世界技术创新的心脏。”
飞机是泛美航空的波音747，从北京经停东京，飞往旧金山。起飞时，肖向东透过舷窗看着渐渐变小的北京城，想起1976年刚穿越时看到的那些灰扑扑的平房和狭窄的街道。十年了，变化很大，但比起即将看到的世界，差距依然明显。
飞行途中，他翻看考察团准备的资料：硅谷简史、主要科技公司介绍、美国技术转移政策。资料是英文的，有些地方翻译得生硬，但足以勾勒出一个模糊的图景——一个以斯坦福大学为中心，政府、大学、企业、资本紧密合作的创新生态系统。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东西。”王副主任坐到他旁边，“不是单纯引进设备，是学习这套机制。”
“但国情不同……”
“所以要消化吸收。”王副主任说，“就像你提的技术引进一样，不能照搬，要改造。”
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肖向东的第一感觉是——亮。不是阳光的亮度，是色彩的亮度：机场的标识牌是鲜亮的蓝色，广告牌是各种鲜艳的颜色，人们的穿着也五颜六色。对比之下，北京首都机场显得灰蒙蒙的。
接机的是美方安排的华人翻译，姓陈，六十年代从台湾来美留学，后来留在硅谷工作。
“欢迎来到加州。”陈先生用流利的中文说，“明天行程是参观斯坦福大学和工业园，后天去英特尔，大后天去苹果公司。”
考察团下榻的酒店在帕罗奥图，离斯坦福大学很近。晚上，肖向东一个人走到酒店附近的街道上。1986年的硅谷还没有后来的高楼林立，大部分是两三层的建筑，但街道干净，绿化很好，路灯明亮。他看到一家电子产品商店还开着门，走进去。
店里摆着各种他在国内只在杂志上见过的设备：IBM个人电脑、苹果Macintosh、康柏便携式电脑，还有琳琅满目的软件、打印机、调制解调器。价格牌上的数字让他心惊——一台IBM PC要两千美元，相当于一个中国工人二十年的工资。
“需要帮忙吗？”店员是个年轻人，穿着牛仔裤和T恤。
“我只是看看。”肖向东用英语说。他的英语在大学时学过，这些年没丢，带着口音但能交流。
“你是日本人？韩国人？”
“中国人。”
“中国？”店员眼睛亮了，“我听说过中国，长城，熊猫。你们也有电脑吗？”
这个问题很天真，但很刺痛。“有一些，不多。”
他走出商店，站在夜晚的街道上。远处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塔亮着灯，像一座灯塔。而此刻在中国，清华计算中心那几台需要汉化的微型计算机，还是稀罕物。
差距不是数字能描述的，是弥漫在空气中的某种东西——对技术的狂热，对创新的信仰，对未来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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