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的事，是我们作为学术研究参与的。”肖向东如实说，“当时国家在搞股份制试点，我们认为应该从实践层面研究，就参与认购了。这件事我们向科委汇报过，也得到了支持。至于思想导向，”他顿了顿，“我们始终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探索如何让这个制度更好。”
辩论又回到了熟悉的轨道。但这一次，是在学校的会议室里，面对的是决定他命运的领导。
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结束时，钱副校长说：“情况我们了解了。学校的态度是明确的：支持教师服务社会，但必须合规；鼓励改革创新，但要坚持正确方向。你们公司年检的问题，学校可以出面协调。但你要记住——”他深深看了肖向东一眼，“在中国做事，既要敢闯敢试，也要懂规矩、守底线。”
走出主楼时，雪已经停了，阳光刺眼。肖向东站在台阶上，看着雪后的清华园，忽然感到一种深深的疲惫。不是身体累，是心累——九年来，他一次次解释、一次次证明、一次次在规则边缘寻找空间，只为了做一点事。
值得吗？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如果不做，会更后悔。
回到实验室时，电话在响。是陈思北从上海打来的。
“向东，我查到一些东西。”陈思北的声音很急，“关于那台打字机。我托公安系统的朋友查了，北京用‘双鸽牌’打字机的处级以上单位，去年共有十七家采购了新的铅字盘。其中有三家，采购时间在举报信出现前一个月。”
“哪三家？”
“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工商总局，还有……”陈思北停顿了一下，“沈阳第一机床厂上级主管单位，辽宁省机械厅。”
肖向东握电话的手紧了紧。三个可能，都指向同一条线。
“还有，”陈思北继续说，“赵大刚昨天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什么？”
“他说对不起。说他也没想到事情会闹这么大。”陈思北的声音很复杂，“他说举报信不是他写的，但他知道是谁——是他们厂的党委书记。书记和郑卫国是党校同学，这次合作被否，就是书记给郑卫国打了电话。”
原来如此。体制内的关系网，像一张无形的蛛网，轻轻一颤，就能让远在千里外的人动弹不得。
“赵大刚还说，”陈思北压低声音，“书记手里有你的‘黑材料’，是郑卫国提供的。包括你1979年深圳活动的记录，1984年买股票的细节，还有……你和林美娟的关系。”
最后这句话像一记重锤。肖向东闭上眼睛。
“向东，你要早做准备。”陈思北说，“这一次，他们可能要动真格的了。”
挂掉电话，肖向东在实验室里坐到天黑。没有开灯，只有窗外路灯的光透进来，把房间切成明暗两半。
他想起林美娟。想起北大荒卫生所昏黄的灯光，想起她递来的仁丹，想起她说“有些路需要一个人走完”。九年了，他们保持着距离，保持着克制，因为知道在这个时代，感情也可能成为武器。
而现在，武器已经亮出来了。
肖向东站起身，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这些年他写的日记、收集的资料、还有几封重要信件。他点燃烧水用的酒精炉，开始一页页烧掉那些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
火光在黑暗中跳跃，映着他的脸。纸页卷曲、变黑、化为灰烬。
烧到最后一页时，他犹豫了。那是林美娟1978年写的第一封信，信纸已经泛黄，那朵小苍兰的图案依然清晰。
“愿我们在各自的战场上，成为更好的自己。然后，在未来某个不必躲藏的时代里，重逢。”
他看了很久，最终把信折好，没有烧，而是塞进了衬衫口袋，贴着心口。
有些东西，不能烧。
火光熄灭了。实验室里重新陷入黑暗。肖向东坐在黑暗中，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风暴。
他知道，这一次，可能真的躲不过去了。
但有些路，既然选择了，就只能走到底。
哪怕前方是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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