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那边呢？”陆文渊问。
“年检暂停，要我们提交说明材料。”肖向东坐下，疲惫地揉了揉太阳穴，“关键是那封举报信。写信的人对我们很了解。”
杨志远突然说：“我查了一下信纸。是国营单位常用的‘红旗牌’打字纸，北京造纸厂产的。打字机应该是‘双鸽牌’，字距和字体特征很明显。这种打字机，一般只有处级以上单位才有。”
“能查出来源吗？”
“难。全北京这种打字机至少几千台。”杨志远摇头，“但有个细节——信里‘思想严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这句话，‘偏离’的‘偏’字少了一撇，是打字机某个铅字磨损造成的特征。如果我们能找到用这台打字机打的别的文件，就能锁定来源。”
这是个线索，但大海捞针。
“现在怎么办？”陆文渊问，“校领导谈话，工商调查，还有沈阳项目被否……三面夹击。”
肖向东沉默了很久。实验室里只有暖气片的嘶嘶声和窗外风吹雪的声音。九年了，从地窖到近春园，从深圳到上海，他们遇到过很多次危机，但这一次，感觉格外不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实实在在的行政审查、经济调查、组织处理。
“分三步走。”他终于开口，“第一，工商那边，文敏你负责补材料。合同缺公章，我马上联系深圳补盖；街道审核意见，我去找当年办事的人。要快，不能让他们把年检拖黄。”
方文敏点头：“街道那位王主任已经退休了，但他儿子在区里，我试试。”
“第二，学校这边，我去谈话。重点是解释北斗科技的性质——不是个人牟利，是科研成果转化平台。要把所有合同、发票、完税证明整理好，证明我们的合规性。”
“第三，”他看向陆文渊和杨志远，“你们继续攻关伺服系统。无论外面发生什么，技术突破不能停。这是我们的根本。”
“可是经费……”陆文渊犹豫，“科委的六十万还没完全到位，现在又被调查，后续会不会受影响？”
“所以更要做出东西来。”肖向东说，“只要有成果，就有人支持。没成果，说什么都是空的。”
散会后，肖向东一个人在实验室待了很久。他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那份泛黄的《1978年北大荒知青录取名单》。在“肖向东”“李卫国”“陈思北”的名字旁边，还有“赵大刚”——他考了三次，最终在1979年上了鞍山钢铁学院的中专部。
九年了。有人上了清华，有人读了中专；有人成了学者，有人成了干部；有人在改革前沿探索，有人在体制内坚守。不同的路，本可以并行不悖，但现在，却要碰撞、冲突、甚至你死我活。
肖向东忽然想起1977年冬天的那个夜晚，当时赵大刚红着眼睛说：“我就是不服！凭什么你们能看书，我就不能？凭什么你们有未来，我就没有？”
也许，有些怨恨，九年也化解不了。也许，有些差距，时间也抹不平。
第二天上午九点，主楼会议室。副校长姓钱，是位老清华，戴眼镜，不苟言笑。除了他，还有校办产业管理处处长、纪委的一位同志。
“肖老师，请坐。”钱副校长开门见山，“今天找你谈话，主要是了解北斗科技的情况。学校鼓励教师科研成果转化，但必须合规合法。最近我们收到一些反映，说你们公司存在一些问题。”
他推过来一份文件，是工商局的情况通报复印件。
肖向东早有准备。他递上一份厚厚的材料：“钱校长，这是北斗科技成立以来的全部资料。我们从1982年注册至今，共完成三十七个技术服务项目，合同总金额八十六万元，缴纳税款五万七千元，从未有过违法违规记录。”
他翻开材料，一页页说明：“这是为北京电视机厂做的生产线优化方案，提高效率20%；这是为石家庄纺织机械厂做的故障诊断系统，减少停机损失；这是最近为深圳合资企业做的自动化设计……所有项目都有合同、有发票、有完税证明。”
钱副校长仔细看着，不时提问：“这些项目，占用教学时间吗？”
“都是在业余时间做的。而且，”肖向东强调，“很多项目都带着学生参与，是很好的实践教学。比如这个纺织机械诊断系统，就是带着三个研究生完成的，他们的毕业论文就基于这个项目。”
“收入怎么分配？”
“30%作为公司发展基金，40%作为项目参与人员的劳务费，30%捐赠给学校的‘学生科技创新基金’。”肖向东出示了捐赠凭证，“过去三年，我们向学校基金捐赠了十一万元，支持了十七个学生项目。”
这些数据很有说服力。纪委的同志脸色缓和了许多。
“但是，”钱副校长话锋一转，“举报信提到，你们买股票，鼓吹股份制，思想导向有问题。这怎么解释？”
来了。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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