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北京的初冬已经有了寒意。清华大学主楼后厅的“系统工程与现代化建设研讨会”正在进行最后的茶歇，肖向东端着搪瓷缸站在窗前，目光却落在手中那份三天前的《新民晚报》上。
一则消息挤在经济版的右下角，铅字印得小而密：“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批准，将于本月向社会发行股票。发行总额五十万元，每股面值五十元……”
他的手指微微发抖。不是恐惧，是激动——他知道这一天会来，但没想到是在1984年的冬天。历史书上的“新中国第一股”，就这样安静地出现在一张普通的报纸上。
“向东，看什么呢这么入神？”方文敏端着茶杯走过来，她已经剪了利落的短发，穿着深蓝色的西装——这是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后养成的习惯装束。
肖向东把报纸递过去：“上海要发股票了。”
“股票？”方文敏接过报纸，快速扫过那则消息，眉头皱起，“这是什么意思？国家允许私人持有企业股份了？”
“试点。股份制试点。”肖向东压低声音，“去年深圳宝安已经在尝试，但那是内部职工股。这次是公开向社会发行，意义完全不同。”
陆文渊和杨志远也围了过来。四人站在窗前，像五年前在近春园秘密集会时一样，只是这次他们不必再躲藏——陆文渊现在是中科院半导体所的研究员，杨志远在电子工业部下属的研究院工作。而肖向东，刚刚结束在科委三年的“重点培养”项目，正准备回清华任教。
“这合法吗？”杨志远问得直接。
“报纸能登，银行批准，就是合法。”方文敏已经进入分析状态，“关键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苗头，还是经济改革的新尝试？”
所有人的目光投向肖向东。
他沉默了很久。穿越前的记忆和这八年的亲身经历在脑中交织：1976年的地窖、1978年的近春园、1979年的深圳荒滩、1981年的科委试点……现在，1984年的这张报纸，可能是另一场变革的序幕。
“是机会。”肖向东终于开口，“但不是赚钱的机会。”
“那是什么？”
“是参与构建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机会。”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在思考中铸成，“你们想过没有，国家搞四个现代化，需要巨额资金。钱从哪里来？财政拨款有限，银行贷款要还，外资引进不易。股份制——如果搞得好——可以把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变成生产资金。”
他接过报纸，指着那则消息：“飞乐音响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做音响设备的。他们发股票，就是要用老百姓的钱扩大生产。而我们如果买，就不仅是支持一家企业，是在用实际行动投票——投票支持股份制改革，投票支持用市场手段解决资金问题。”
陆文渊推了推眼镜：“但我们都是知识分子，买股票……会不会被说成投机倒把？”
“所以我们集体行动。”肖向东已经有了计划，“以‘系统工程研究会’的名义，组织一次集体认购。理由很正当：第一，研究股份制在实践中的运行机制；第二，支持集体企业发展；第三，探索知识分子参与经济建设的新途径。”
“学校会同意吗？”
“不直接找学校。”肖向东看向方文敏，“文敏，你父亲的老战友，现在在上海体改委吧？”
方文敏眼睛一亮：“对，王叔叔！去年他还来信说上海在搞金融改革试点……”
“我们需要一封介绍信，以‘北京高校青年学者调研团’的名义，去上海实地考察股份制改革。”肖向东快速部署，“文渊负责技术分析——飞乐音响的产品有没有市场前景；志远你联系上海的同学，了解这家企业的真实情况；文敏搞定介绍信和行程安排。”
“那你呢？”
“我写一份《关于股份制试点与现代化建设资金筹措的系统分析》。”肖向东说，“科委那边，我去汇报。如果这个课题能列入研究计划，我们的一切行动就都有合法外衣。”
三天后，方案成型。肖向东的报告送到科委，陈研究员看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胆子不小，但思路对。去吧，注意分寸。”
11月18日，一行人抵达上海。外滩的风带着黄浦江的湿气，南京路上的行人穿着深色外套，行色匆匆。1984年的上海，还留着计划经济的浓厚气息，但某些角落已经开始松动——个体户的摊位多了，商店里出现了进口商品，年轻人的穿着有了颜色。
在体改委那栋老洋房里，王主任——一个头发花白但眼神锐利的老干部——接待了他们。
“你们要买飞乐音响的股票？”王主任听完来意，笑了，“知道那是什么吗？”
“所有权的凭证。”肖向东回答。
“对，也不对。”王主任点燃一支烟，“在理论上，它是所有权凭证；在实践上，它是个烫手山芋。市里开了三次会才决定试点，反对声音很大啊。有人说这是‘走回头路’，有人说会‘培养新的资产阶级’。你们这些北京来的知识分子要买，想过后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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