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过的。”肖向东认真地说，“但我们认为，股份制不是走回头路，是走新路——一条用社会资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而且，知识分子参与，正好可以证明这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全民都可以参与的现代化工具。”
王主任盯着他看了很久：“你多大了？”
“二十八。”
“我在你这个年纪，正在五七干校挑粪。”老主任掐灭烟，“年轻人敢想敢干是好事，但要记住：在中国，改革不是请客吃饭，是走钢丝。你们要买股票可以，但必须答应我两个条件。”
“您说。”
“第一，不能以个人名义买，要以集体名义——你们那个‘研究会’的名义。第二，买了之后要写调研报告，真实记录全过程，包括遇到的问题、群众的反应、你们的思考。这份报告，我要看。”
“没问题。”
离开体改委，他们去了位于武夷路的飞乐音响公司。那是一家街道集体企业改制的工厂，厂房简陋但整洁，工人们正在装配音响设备。厂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听说有人从北京专门来买股票，激动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真没想到……真没想到……”他反复说着，“我们还担心卖不出去呢。银行说可以帮我们发，但老百姓不懂啊，都说‘股票是不是借条’‘会不会赖账’。”
肖向东参观了生产线，看了财务报表，问了市场前景。虽然条件简陋，但工人们的干劲和厂长的务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家小厂去年盈利八万元，今年预计能到十二万——在这个年代，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我们打算认购一千股。”肖向东说。
“一千股？”厂长瞪大眼睛，“那是五万元！你们……你们哪来这么多钱？”
肖向东笑了：“我们九个人凑的。每人五百多，有些人把积蓄都拿出来了。”
实际上，北斗科技这几年的技术服务积累了一些资金，加上成员的个人储蓄，凑五万元虽然吃力，但还能承受。更重要的是，他们背后有科委的调研经费支持——虽然不能直接用于购买股票，但可以覆盖差旅和调研成本。
11月22日，股票发行日。地点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一个只有十二平方米的旧柜台。早上八点，门口已经排起了队，大多是中老年人，拿着存折，表情既好奇又犹豫。
肖向东一行人排在队伍中间。前面的大妈回头问：“小伙子，你们也来买那个……什么票？”
“股票。”肖向东耐心解释，“阿姨，您知道股票是什么吗？”
“银行的人说了，就是借钱给厂里，厂里赚钱了给分红。”大妈压低声音，“我儿子不让我买，说这是投机。但我想啊，国家让发的，总不会是骗人的吧？我买两百块，就当存个定期。”
朴素的话语里，是中国老百姓对国家最基础的信任。
轮到他们时，柜台后的工作人员显然有些吃惊——这群年轻人穿着整齐，带着介绍信，要买一千股。
“需要登记姓名、工作单位、住址。”工作人员说。
“登记我们集体的名字吧。”肖向东递上“清华大学系统工程研究会”的公章，“这是我们单位的介绍信。”
办理过程很简单：交钱，登记，拿到一张纸质凭证——浅绿色的底纹，印着“飞乐音响公司股票”，面值五十元，编号从0001开始。他们拿到的是编号0387到1386的一千张。
走出业务部时，阳光正好。肖向东站在上海冬天的街头，手里握着那一叠纸质凭证，感觉像握着历史的碎片。
“就这样？”杨志远有些茫然，“五万元，换了一千张纸？”
“现在是这样。”肖向东小心地把股票收进公文包，“但你们记住今天这个日子——1984年11月22日。很多年后，人们会知道，新中国金融市场的第一步，是从这个十二平米的柜台开始的。而我们，是第一批走过这一步的人。”
回北京的前一晚，肖向东在外滩给林美娟打了长途电话。她现在已经是北京医学院的讲师，同时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临床研究。
“你真的买了？”电话那头，林美娟的声音带着惊讶。
“买了。一千股。”
“你疯了吗？万一……”
“万一失败了，我们就当支持集体企业了。”肖向东靠在电话亭的玻璃上，“美娟，我在想一件事。医学研究需要钱，生物工程更需要钱。如果将来，重要的科研项目也能通过发股票来融资，会不会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你总是想得那么远。”林美娟轻声说，“不过……也许你是对的。我们实验室最近申请经费越来越难了，院长天天为钱发愁。”
“所以我们要先蹚出一条路。”肖向东说，“等这条路走通了，后面的人就好走了。”
回到北京后，肖向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系统工程研究会”的全体会议。除了核心的九人，还来了二十多个新成员——大多是清华和其他高校的研究生、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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