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她看了看四周，确认没人注意，“我需要你帮我分析一个数据。”
她又取出一张表格，是手写的：“这是我从计委朋友那里摘录的，1977年部分省市工业产值增长率与计划完成率对比。你看，广东、福建实际增长率远高于计划，但计划完成率反而偏低——为什么？”
肖向东迅速扫过数据。他立刻明白了：“因为他们的很多生产活动，已经在计划外了。计划指标定得低，但实际通过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等方式，创造了大量计划外产值。”
“对。”孙晓芸眼睛亮了，“这就是关键证据——计划经济的框架已经容纳不了实际的生产力发展。需要新的体制。但这证据太敏感，不能直接写进报道。我需要一个理论框架，来解释这种现象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系统论的‘适应性’概念。”肖向东脱口而出，“任何系统要生存，必须适应环境变化。当环境变了——国际市场开放、技术革命兴起——系统如果不自我调整，就会崩溃。广东福建的‘计划外增长’，其实是基层在自发进行系统调适。”
孙晓芸飞快记录：“说慢点，我记下来。”
他们在长廊里找了个偏僻角落，肖向东系统地阐述了系统论视角下的改革逻辑：如何用“负反馈”防止改革失控，用“正反馈”放大成功经验，用“冗余设计”保证试错安全……
孙晓芸记了整整十页笔记。结束时，她长舒一口气：“向东，你比在北大荒时，又进化了。”
“是被逼的。”肖向东苦笑。
“第三件事。”孙晓芸收起笔记本，表情严肃起来，“我想在你这里建立一个‘情报站’。”
“什么？”
“不是间谍那种。”她解释，“我需要一个可靠的信息交换节点。我在新华社能接触到大量高层动态、政策讨论、各地试点情况，但这些信息是单向的——我只知道上面在想什么，不知道下面在做什么、学界的思考进展到什么程度、技术前沿有什么突破。”
她看着肖向东：“而你，通过李卫国在南方、陈思北在上海、还有你在清华的学社，能接触到一线的实践、学界的前沿思考。如果我们能定期交换信息，就能拼出一张更完整的中国变革地图。”
肖向东沉默了。这个提议太大胆。
“我知道风险。”孙晓芸说，“所以我们用最原始的方法：不见面通信。我会用新华社的公开信封，寄《人民日报》《红旗》这些合法刊物给你。在刊物里，用铅笔在特定页码做标记——和你在《自然辩证法通讯》里做的一样。不同的标记代表不同类别的信息：三角形是政策动态，圆圈是高层分歧，波浪线是国际反应。”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用同样的方法，把你收集到的信息反馈给我。”孙晓芸说，“不需要写具体内容，只需要标记信息类型：南方实践、技术突破、学界讨论、地方阻力。我就能知道该关注哪些领域、去哪里深入采访。”
她顿了顿：“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绝对安全——只是读者在刊物上做笔记，谁也挑不出毛病。第二，高效——我们不需要长篇大论，几个符号就能传递信息类别。”
肖向东不得不佩服孙晓芸的专业能力。这就是信息工作者的思维方式：用最小风险传递最大信息量。
“好。”他答应了，“但晓芸姐，你要知道，我这边的情况……并不安全。有人在盯着我。”
“我知道。”孙晓芸点头，“郑卫国，系党总支，可能还有校保卫处。但越是如此，你越需要外部信息来校准方向。闭门造车是最危险的。”
太阳开始西斜。他们往回走，经过石舫时，孙晓芸忽然说：“还有件事——林美娟在北京医学院，你知道吗？”
肖向东心头一跳：“知道。她给我写过信。”
“你们……”孙晓芸观察着他的表情，“我上个月去北医采访一个医学研讨会，看见她了。她在做生物医学工程的研究，很出色。但她好像……在刻意保持距离？”
“我们约定暂时不见。”肖向东简单说。
孙晓芸点点头：“聪明。这个时代，距离有时候是保护。”她停顿了一下，“但向东，我要提醒你：感情和事业，在这个节骨眼上都可能成为靶子。你要有准备。”
回到清华西门时，天色已暗。孙晓芸从公文包里取出两本最新一期的《红旗》杂志：“第一期信号。我在第35页和第72页做了标记，你回去看。下个月这个时候，我会寄第二期。”
她伸手和肖向东握别：“保重。记住，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背后有一条线——从北大荒的地窖，到清华的近春园，到深圳的边境线，再到新华社的内参编辑部。我们是同一张网上的节点。”
肖向东握紧她的手：“晓芸姐，你也保重。”
“我没事。”孙晓芸笑了，“我是记者，笔是我的武器。倒是你——思想家往往是最脆弱的。保护好自己，你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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