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旨意与郑参将的交涉，为这片躁动海域带来了短暂的、表面上的僵持。双方船队隔水相望，如同两只互相打量、蓄势待发的猛兽，保持着危险的距离。暗礁区则成了沉默的缓冲区，明军探哨队与“调律舟”的活动都变得更加隐秘、克制，尽量避免直接冲突。
然而，这僵持并非真正的宁静，更像是暴风雨前低气压的沉闷。各种形式的“窥探”与“准备”，在平静的水面下，以更高的强度与更隐蔽的方式进行着。
明军方面，郑参将严格执行着“监视与管制”的命令。他增派了数艘装备有远望镜和强光信号灯的哨船，在外围昼夜不停地环绕“知律会”船队巡航，记录其船只数量、形制、人员活动规律，以及任何可能的通讯迹象（如旗语、灯光信号）。对暗礁区，探哨队的搜索并未停止，但策略转为“定点潜伏观察”为主，选择几个视野良好、靠近关键水道的礁岩高点，派人长期值守，用伪装网和自然植被掩护，像潜伏的猎人般，耐心等待“调律舟”露头。
胡舵工、陈五带领的观测团队，则在郑参将的支持下，开始了一项更为大胆和精细的“潮痕记录”计划。他们利用这段相对稳定的时期，尝试在封锁线外侧的几个岛屿和突出海岬上，建立一系列半永久性的观测站。这些站点不仅配备改进的磁力、声音、水温监测设备，还开始尝试使用一种特制的、涂有感光材料的金属板，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以捕捉海面上那些“星光”及偶尔出现的“电弧”的“痕迹”——如同照相术的原始雏形，他们称之为“摄光板”。同时，他们也开始系统地采集不同深度、不同区域的海水、沉积物、以及海洋生物样本，试图分析其中是否含有异常能量活动留下的“印记”，比如特定元素的富集、放射性变化或未知化合物。
“我们需要更系统、更长期的基线数据，”陈五对参与此项工作的技术人员解释，“只有了解‘大潮’间歇期的‘正常’状态是什么样，才能更准确地判断那些异常的‘涟漪’和‘波动’，甚至预测下一次‘潮涌’的可能形态与强度。”
这项工作进展缓慢，且充满未知，但却是理解那片海域本质不可或缺的一步。苏瑾在得知后，立刻通过隐秘渠道，送来了更先进的化学分析方法和部分稀有试剂，给予了关键支持。
“知律会”方面，其表现也颇为耐人寻味。那几艘大型“古式”帆船确实如使者所言，停泊在指定区域，除了日常的帆缆整理、甲板清洗和人员轮换外，未见明显的军事调动或进攻性部署。他们偶尔会放下小艇，在附近海面进行看似常规的水文测量（测深、取样），动作规范，甚至主动避开明军巡逻船，显得十分“专业”且“守规矩”。
然而，郑参将和胡舵工等老海狼，却从这些“规矩”中嗅到了一丝不寻常。首先，对方进行水文测量的区域，虽然避开了明军封锁线，却总是围绕着几个特定地点反复进行，而这些地点，经过胡舵工等人的比对，似乎与之前观测到的几次“受迫磁摆”或微弱能量涟漪的出现位置，有某种模糊的空间关联。其次，对方人员虽然举止克制，但那种训练有素、沉默寡言、行动高度一致的气质，绝非普通学者或船员所能拥有。再者，其船只之间，偶尔会在深夜使用一种节奏奇特、亮度极低的灯语进行通讯，明军通译和信号兵无法破译，但感觉绝非日常联络那么简单。
“他们在继续收集数据，甚至可能在进行某种低强度的、不引发明显能量扰动的‘被动观测’或‘场环境测绘’。”苏瑾在分析这些情报后判断，“其目的，很可能是为了完善他们的‘调谐’模型，寻找能量场更薄弱的‘节点’或更容易‘共鸣’的频率。所谓的‘检修’和‘数据回收’，或许只是幌子，暗礁区内的‘调律舟’，可能正在利用这段僵持期，进行更深层次、更隐蔽的‘调音’准备。”
这个判断让冯远山和郑参将更加警惕。他们一方面严令监视人员加倍小心，留意任何细微的异常；另一方面，也加紧了己方从“潮痕”中寻找规律的步伐。
西苑，“录档房”的圣物研究，在“共鸣试探”成功后，进入了更紧张、也更危险的阶段。为了解读羊皮卷上的纹路和“黑髓”感应的特定频率，在皇帝的秘密授权下，他们进行了数次强度稍高、但仍在严格控制下的“定向共振”实验。
实验发现，当外部电磁场的频率与羊皮卷上某些复杂纹路结构形成特定谐波关系时，“黑髓”会产生最强烈的反应，而地下“地听铜瓮”捕捉到的来自东南方向的“回声”也最为清晰。这些特定的频率组合，似乎构成了某种“钥匙”或“密码”，能够更精确地“触动”那片遥远的能量场。
然而，实验也带来了令人不安的副作用。随着实验次数的增加和强度的累积，“黑髓”碎片内部的光点闪烁变得越来越活跃，有时甚至会在表面形成短暂存在的、微缩版的能量“涡流光斑”幻象。负责看守的番子报告，在深夜靠近密室时，偶尔会听到极其轻微的、仿佛来自地底深处的、与东南海域“潮音”节奏隐隐呼应的低鸣。拉斐尔在得知实验进展后，曾短暂清醒，发出更加惊恐的呓语：“你们在插钥匙……门在震……它注意到了……它会找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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