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远山在福州接到郑参将的紧急密报时，已是深夜。烛光下，他逐字逐句地阅读着“寰宇知律会”那份措辞巧妙、软硬兼施的文书，以及郑参将转述的使者言论，眉头拧成了一个深刻的“川”字。
“寰宇知律会”……又一个前所未闻的组织。其自称“学者团体”，却拥有能诱发能量释放的“观测舟”（调律舟），能在短时间内集结数艘形制特殊的远洋船只，通晓官话，文书措辞老辣，对“大潮”现象的认知似乎颇为深入。这绝非普通的研究机构。
“以学术之名，行胁迫之实。”冯远山放下文书，对身边的幕僚沉声道，“他们知道我们的顾虑——怕再次引发灾难，怕海域失控。他们以此为由，要求我们停止行动，并分享观测数据，甚至‘合作引导’。这是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血刃地获取他们想要的东西，并让我们默认他们在我国海域的‘研究’权利。”
幕僚中有人道：“大人，其所言‘大潮’再临之危，恐非虚言。苏主事亦多次预警。若强行围剿，真个引爆灾祸，我等皆成千古罪人。不若暂且虚与委蛇，假意合作，借机探其虚实，同时加紧我自身之研究准备？”
也有人反对：“此等异端，妖言惑众，恃技逞凶！前日冲突，其伤我将士，毁我船只，岂能轻饶？若此番退让，国威何在？海疆岂容他人窥伺染指？当禀明朝廷，调集重兵，趁其船队初至、立足未稳，一举荡平！”
冯远山抬手止住争论。他深知此事已非自己一介海防大臣可以独断。涉及未知力量、超常灾难与神秘外邦势力，必须朝廷定夺。他立刻挥毫，草拟奏章，将“寰宇知律会”文书内容、郑参将的报告、苏瑾之前的系列预警与分析，以及自己对局势的判断（包括对方的技术优势、胁迫意图以及强行冲突可能引发灾难的风险），一并详细陈述，以八百里加急发往京城。同时，他指示郑参将：严密封锁消息，在得到朝廷明确旨意前，对“知律会”船队保持最高戒备，但暂不采取进攻性行动，可与其使者保持最低限度的礼节性接触，拖延时间，并借机尽可能多地套取其关于“大潮”及他们自身情况的信息。
苏瑾几乎在同一时间通过自己的渠道，得知了“寰宇知律会”的出现及其交涉内容。她立刻意识到，局势已从单一的技术对抗与军事追捕，演变成了更加复杂的、涉及“合法性”、“话语权”和“技术解释权”的多方博弈。
“‘寰宇知律会’……名称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定义’意味，”她在密室中分析，“他们将异常海域现象定义为‘大潮’，将自身定义为‘知律’者，将活动定义为‘观测’与‘调和’。这是试图在概念层面抢占高地，将其危险的技术行为包装成具有普世价值的‘科学研究’和‘减灾努力’，从而削弱我方行动（军事封锁、技术对抗）的正当性。”
“他们提出的‘合作’与‘数据共享’，看似合理，实则是想获得我们长期积累的、特别是‘潜蛟’号等隐秘行动获取的关键观测数据，这些数据是他们完善‘调谐’模型、甚至预测我方反应所急需的。而他们能共享给我们的，很可能是经过筛选、甚至误导的信息。”
“更危险的是，”苏瑾目光锐利，“他们以‘防止灾难’为名，要求我方停止‘干扰’其‘调和’工作。这等于变相要求我们承认他们在我国海域进行危险技术活动的‘权利’，并将未来可能发生的任何灾难（无论是自然还是他们引发）的责任，推诿到我方‘干扰’之上。”
她立刻将自己的分析加密，紧急发送给冯远山和西苑温觉。核心建议是：朝廷在回应时，必须坚决维护海疆主权，明确“任何未经许可、在我国海域进行可能引发或加剧危险的活动均为非法”；可以同意建立临时沟通渠道，但必须以我方为主导，且必须先就“调律舟”前日攻击明军船只、引发能量扰动一事进行调查与追责；关于“大潮”研究，可以探讨“在确保安全、透明且我方主导下的有限度技术交流”，但绝不可同意“合作引导”这种将主动权拱手让人的方案；同时，应加快己方对圣物及能量场的研究，争取早日形成技术反制或等效威慑能力。
西苑，皇帝与内阁、兵部及“录档房”核心成员连夜议事。“寰宇知律会”的出现，让本就复杂的局势雪上加霜。
“此‘知律会’，恐为星芒会之别支，或更高层级之组织。”温觉依据拉斐尔之前关于“聆音者”的供述分析，“其技术手段更为成熟，组织性更强，且善于以‘学术’、‘公益’之名掩饰真实意图。其交涉文书，实为最后通牒，意在迫我就范。”
兵部尚书则担忧军事冲突的风险：“据冯远山报，其船队形制奇特，未知战力几何，且掌握引发能量扰动之邪术。前次小规模冲突已显其能。若爆发全面海战，胜负难料，更恐刺激海底异动，重演前次惨剧。然若任其在我海疆横行，国体何存？海防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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