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的细雨敲打着医院外的玻璃穹顶，溅起细碎的水花。我抱着晚舟站在走廊的落地窗前，看着窗外铅灰色的天空，怀里的小家伙正攥着苏晓冉送的那只洗得发白的小鸭子玩偶，支支吾吾地对着玻璃上的雨痕咿呀。
他刚满三岁，小脸依旧圆嘟嘟的，只是比同龄孩子瘦弱些，鼻尖因为长途飞行还带着一点微红。
林溪站在我身边，手里捏着那张被捏得发皱的诊断书，上面的德文被她反复摩挲，边角已经卷起。
医生的话还在耳边回响，那句带着歉意的“对不起，我们尽力了”，像一把钝刀，在我们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又割了一刀。
这是我们三年来奔波的第三十七家医院，从国内的北京、上海，到国外的波士顿、墨尔本、慕尼黑，我们的足迹遍布了大半个地球。
我曾粗略算过，这三年里我们坐过的飞机加起来，航程足以绕地球三圈。那些在飞机上的日夜，如今想来还像一场模糊的梦。
起初，为了让晚舟能舒服些，我们总是订商务舱，林溪会把座位放平，让晚舟躺在上面，自己则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一夜不合眼地看着他，生怕他在睡梦中出现呼吸困难。
后来，机票越订越便宜，从商务舱降到经济舱，再到最后只能订红眼航班的折扣票。晚舟不能长时间坐着，林溪就把他抱在怀里，用自己的身体给他当靠垫，一抱就是十几个小时。
我看着她僵硬的肩膀，想替她抱一会儿，她却总是摇头，说“我抱着他，他睡得安稳”。
晚舟似乎永远能感受到大人们的情绪，在飞机上他很少哭闹，只是安静地靠在林溪怀里，小手里紧紧攥着那只小鸭子。他喜欢看窗外的云，每当飞机穿过云层，阳光洒在云朵上时，他就会支支吾吾地指着窗外，眼里闪着光。
林溪会顺着他的手指看去，然后俯身在他耳边轻声说：“晚舟看，那是做的山，我们以后去那里好不好？”她说这话时，嘴角带着笑，可我总能看到她眼角的细纹里藏着的泪光。
29岁的林溪，依旧美得不像话。哪怕是在奔波的路上，她也会把头发挽成干净的低马尾，穿着简单的米色风衣，素面朝天却难掩清丽。
只是，这三年的操劳，让她的眼角老了不少。那些细密的细纹，不再是笑时才会出现，而是常年盘踞在那里，像两道浅浅的沟壑。
她的手也不再像从前那样细腻，因为长期给晚舟量体温、喂药、按摩，指腹上结了一层薄薄的茧子。有一次，我无意间看到她对着镜子涂抹眼霜，手指轻轻抚过眼角，动作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
那一刻，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疼。我知道，她不是在意自己的容貌，而是怕我看到她的疲惫，怕我跟着一起难过。
晚舟在我怀里动了动，小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发出细微的鼾声。我低头看着他，心里充满了愧疚。
如果不是因为我，如果不是因为林溪的病，晚舟怎么会受这样的罪？我曾无数次在深夜里祈祷，希望能替他承受这一切，可我能做的，却只有带着他四处奔波，看着他一次次被推进检查室，看着他因为扎针而哭得撕心裂肺。
这时，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银行的到账提醒。我拿出手机，看到屏幕上显示着一笔熟悉的转账，金额是五十六万，备注是“舟行文舍三月度利润”。转账人是谢辞。我的心里一阵暖流涌过，随即又被一股酸涩取代。
三年前，谢辞辞去了高级教师的职务时，我曾极力反对。她是重点高中的语文教研组长，前途无量，很多家长都想托关系把孩子送进她的班里。
可她却铁了心要辞职，她说：“舟子，你和溪溪带着晚舟去治疗，舟行文舍不能没人管。我是晚舟的干妈，这是我该做的。”我知道，她做出这个决定有多难。她曾对我说过，她热爱讲台，热爱那些朝气蓬勃的学生。可为了我们，为了晚舟，她还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我把舟行文舍全权交给她时，只说了一句“一切都听你的”。我知道，她比我更懂得如何经营这家公司。果然，在她的打理下，舟行文舍的规模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小工作室，变成了如今在业内小有名气的文化公司。她每月十五号都会准时把利润转给我，从未拖延过。只是，我渐渐发现，她转的钱，总是比我预期的多。
有一次，我无意间看到了舟行文舍的月度报表，上面显示的利润是三十八万，可她转给我的却是五十二万。我打电话问她，她却轻描淡写地说：“哦，那是我把自己的年终奖加进去了，反正我也用不上。”
我知道，她在撒谎。她的年终奖根本没有那么多。后来，我从王寒雨那里得知，谢辞不仅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拿了出来，还把她和王寒雨在市中心的那套房子抵押了，贷了一笔钱，全部投进了舟行文舍。
王寒雨说：“她不让我告诉你，怕你有心理负担。她说，晚舟是她的干儿子，她不能看着他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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