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国东北，松嫩平原，第七红星机械化农场，春耕前夕。
天刚蒙蒙亮，农场家属区的红砖平房上空已升起袅袅炊烟。空气里混合着黑土苏醒的气息和柴火灶的烟火味。张老汉蹲在自家小院门口，吧嗒着旱烟袋，眉头拧成个疙瘩，盯着正从屋里出来、挺着明显隆起肚子的儿媳妇，又瞪向旁边憨笑着搓手的儿子张喜贵。
“你个混小子，又来了！”张老汉把烟锅子在门槛上磕得梆梆响，压着嗓子低吼，“都给你说多少回了！你俩口子能不能消停点？啊？结婚满打满算四年，这肚子就没见瘪下去的时候！这都第五个了！属兔子的也没你们这么能生！”
张喜贵挠了挠刺猬似的短头发，嘿嘿笑：“爹，您看您说的，多子多福嘛！咱老张家开枝散叶，人丁兴旺，不挺好？”
“好个屁！”张老汉“腾”地站起来，烟袋杆差点戳到儿子鼻尖，“你是没长耳朵，还是没长心？场部大喇叭天天广播，农闲时候政工干部来讲课，说得嗓子都哑了！‘国家资源有限，人口要有计划’，‘一对夫妇，两个孩子正合适’！这话你当是耳边风？”
他越说越气，手指头点着儿子：“人多了，张嘴吃饭的就多！咱们农场是搞得好，亩产高，猪养得肥，可那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是科学种田，精心伺候出来的！资源就那么多，你生五个，他生五个，大家都敞开了生，到时候白面馒头够分不？猪肉炖粉条还能管够不？啊？你是不是想让大家再回去啃野菜窝头，过那缺衣少食的苦日子？”
张老汉是农场里有名的“老积极”，年轻时吃过不识字的亏，如今对北方军派来的政工干部组织的学习班、扫盲班、政策宣讲会，那是场场不落。干部们不仅讲国家大事、国际形势（虽然有些他听不太懂），还讲农场新技术、新政策，有时也说说历史故事，甚至来段《三国》评书，最重要的是，真教认字！张老汉现在不仅能看明白《农垦报》上的大标题，还能给老伴读读农场通知，心里头亮堂得很，自觉跟上了“新时代”。
张喜贵被老爹劈头盖脸一顿训，脸上那点憨笑挂不住了，露出些惭愧的神色。他嗫嚅着：“爹，我也不是没听……就是觉着，咱家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嘛……农场分红年年有，咱家劳力多，挣的工分也多，养几个娃……应该……应该养得起吧？”
“眼光短浅！”张老汉恨铁不成钢，“养得起是一回事，合不合规矩、应不应该又是另一回事！咱们龙国跟北边那老毛子不一样！他们的集体农庄听说赔得底掉，咱们的农场可是实打实盈利，年年给国家交粮交猪，自家分红也不少。为啥？就是因为讲科学、讲计划！地里种啥、养多少猪、用多少肥、安排多少劳力，那都是有算盘的！这人，就是最重要的‘资源’，也得有计划！”
他叹了口气，语气稍微缓和，但依旧严肃：“咱们这儿，北方军管得是松，只要你不犯法，不荒了地，不碰那掉脑袋的违禁东西，你爱干啥干啥。搞点家庭副业，养点鸡鸭，编个筐子拿去集上卖，甚至农闲时进城打几个月零工，都没人拦你。市场上东西也多，只要你有钱有票，三轮‘蹦蹦车’，自行车，听说还有人攒钱想买小汽车呢！可你看谁家自己买拖拉机了？没有！为啥？地是农场的，大机器也是农场统一买、统一用、统一保养，效率才高！你买台拖拉机放自家院里，除了哄孩子玩有啥用？咱家自留地那两分菜畦，用得着那铁牛吗？”
这番连珠炮似的话，既有大道理，又有身边实实在在的例子，说得张喜贵彻底蔫了，低着头：“爹，我知道了……下次……下次注意。”
“注意个球！这个都快生了，还说下次！”张老汉瞪了他一眼，终究还是心疼儿媳妇，“行了，赶紧扶你媳妇回屋歇着！回头去场部计生办公室报告一下，看看人家有啥指导。生都生了，还能塞回去？以后给老子记住了，脑子要跟上好日子！”
张喜贵忙不迭地搀着媳妇进屋了。张老汉重新蹲回门槛，装上一锅新烟叶，望着远处农场仓库前停放的一排排崭新拖拉机，在晨曦中泛着金属冷光。大喇叭开始播放晨间新闻和农业科技讲座，声音洪亮地回荡在整齐的田垄和红瓦房上空。
这里的生活，有集体的规划，也有个人的奔头；有必须遵守的底线，也有广阔的自由度。张老汉觉得，这就挺好。只要大家都守规矩、讲道理、肯干活，这日子，就有奔头。至于儿子……唉，慢慢教吧，总比那些啥也不听的老古板强。他眯起眼睛，听着广播里关于国际局势和春耕准备的报道，心里盘算着今年自家承包的那片玉米地，该怎么应用新技术，再多打点粮。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1943年3月下旬。
办公室内弥漫着浓重的烟斗丝气味，厚重的窗帘半掩着，光线有些昏暗。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手里拿着一份刚刚送来的、标注着“最新”的考察报告摘要，眉头紧锁。他对面站着农业人民委员安德烈耶夫和主管国内商业的委员米高扬，两人都有些紧张，尤其是安德烈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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