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把钥匙攥进掌心，攥得指节发白，又松开，低头看了看那枚铜钥匙，红毛线在风里轻轻晃了一下。她没有说话，转身往回走，步子还是那样不紧不慢，穿过梧桐树的荫凉，走回凉粉摊子旁边那扇木门前，推开门，侧身站住，等丽媚跟上来。
丽媚看了看王飞。王飞把核桃木棍拄在地上，下巴朝门的方向抬了抬，意思是进去吧。丽媚深吸一口气，抱着铁皮盒子跨过了门槛。
门里是一个窄小的天井，方方正正的，青砖铺地，砖缝里长着细细的苔藓。天井中间有一口石砌的水井，井沿被绳索磨出几道深槽，井口盖着一块木板，木板上压着一块石头。正对着门的是一排三间瓦房，木门木窗，窗棂上的漆褪成了灰白色，窗台上搁着一个空罐头瓶，瓶子里插着一把干枯的野菊花，枯得发脆了，花瓣缩成褐色的小团，但还立在瓶口，没有倒。
老太太把钥匙插进正中间那间屋子的门锁里，拧了一下，锁簧咔嗒弹开。她推开门，侧过身，让出门口。
你爸住的就是这间。她说。
丽媚站在门槛外面，没有立刻迈进去。屋子里的光线暗，她从亮处往里看，一时什么都看不清，只闻到一股旧木头和干透的纸张混合的气味，淡的，但很稳，像是积了很多年，已经跟墙壁融成了一体。她迈过门槛，眼睛慢慢适应了暗处。
屋子不大，方方正正的，朝北的窗户开着半扇，窗外的梧桐树伸进来一枝，叶子搭在窗棂上，把光线筛成细碎的绿影。靠窗摆着一张木桌，桌面是松木的，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桌面上还搁着一只白瓷墨碟，碟子底上凝着一圈干涸的墨痕，黑得像一块陈年的疤。桌子旁边是一把竹椅，椅背上的竹篾断了两根，翘起来的篾片被什么东西压平了，用细麻绳缠过，缠得很仔细。墙角立着一个书架，杉木打的，粗笨，但结实。书架上空荡荡的，只最上面一层放着三本旧书，书脊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了，看不清楚书名。树脊抵着树脊，斜靠在一起，像三个互相依靠的人。
丽媚走到书桌前，把铁皮盒子放在桌面上，搁在墨碟旁边。她伸出手指碰了一下墨碟的边缘，碟面上有一层薄薄的灰，但灰底下那圈干涸的墨痕摸上去仍然微微凸起，像刚刚凝固不久。她把手指收回来，指腹上沾了一点墨灰，凑到鼻尖下面闻了闻。什么也闻不到了，几十年的光阴把所有气味都滤干净了，只剩下一股很淡的灰尘的味道。
老太太站在门口，没有进来。王飞站在老太太身后，探头往屋子里看了一眼，又缩回去。
你爸当年画地图的纸，是在县上供销社买的。老太太在门口开了口，声音平平的，像在念一段记了很久的账目，他一买就是一刀，一百张，两毛四。画完一张就贴在墙上晾——她伸出手，指了指窗户左边的墙壁。丽媚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那面墙上留着几排浅浅的方印，像什么东西贴了很久又揭下来，在墙面上留下了比周围浅一层的颜色。那些方印整整齐齐的，一行三个，一共六行，十八个方框，每一个方框都像一张纸的轮廓，贴在墙上，晾干了，又揭走，留下一个淡黄色的虚影。
他画了十八张？丽媚问。
不止。老太太说，贴满了一墙，揭下来，又贴满一墙。他住了两年多，墙上的印子一层盖一层。后来我粉刷过一次，刷了三遍石灰，还是盖不住。她顿了顿，那些印子现在还在，只是浅了。
丽媚走过去，把掌心贴在墙壁上。墙皮是凉的，粗糙的石灰面蹭着掌心，她摸不到那些方印的边界，但手指能感觉到墙面微微的高低起伏，像潮水退去后留在沙滩上的波纹，看不分明，但知道那里曾经有过什么。
周婶认识我爸？丽媚问。她问的是白水洼的周婶。
认识。老太太说，周寡妇是我表妹。当年她介绍你爸来平川的，说你爸从外地来，要在平川待一阵子，找一间便宜的屋子住。我说我这儿空着一间，收个水电钱就行。你爸第二天就搬进来了，背着一个画架子，一个挎包，还有一摞纸。没有别的了。
他说过他是哪里来的吗？
没说过。老太太说，他不提，我就不问。他这个人话少，除了画地图，就是坐在窗前面写东西。有时候写一整夜，煤油灯点到天亮。她指了指书桌，那个墨碟是他留下的。他说他用了好多年了，从家里带出来的。他走了以后我没动过，连里面的墨都没洗。
丽媚低头看着墨碟。一圈干涸的墨痕，像一只合上的眼睛，静静地望着她。她忽然想起母亲说过的一句话——你爸左手写字，右手画画，两只手都能干活，可从来不会修家里漏水的水龙头。那是一个夏夜，母亲坐在院子里乘凉，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笑完了又沉默了很久。
他能回来一趟吗？老太太忽然问。她的声音一下子变薄了，像一张纸被折了一下。当年他说出去买包烟，走了就没回来。我想着他总该回来取东西的，他的那些画稿都在我这儿收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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