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兴南议事厅的壁炉火光将《全球工业资产分布图》上的红圈映得发烫。楚阳指尖夹着雪茄，目光落在“美国钢铁、波音、福特、杜邦”四家企业的标注上，声音沉稳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我们的策略是‘先持股、再注资、后收产能’——用注资换增持，用增持保谈判，把美国工业的根基稳稳扎进兴南的土地里。”
他翻开楚为先递来的《北美持股与注资增持计划表》，上面清晰列明了初始持股、注资金额、增持目标与产能对价：“1922年至今，我们已悄悄持有美国钢铁3%、波音3%、福特4%、杜邦5%的股份。接下来，每注资一家，就将持股比例提升2%-3%，既强化股东话语权，又让对方无法拒绝我们的产能要求——这是‘以钱生权，以权换产’的连环棋。”
1931年3月的匹兹堡，美国钢铁匹兹堡分厂的高炉像垂暮的巨人，锈迹爬满炉身。分厂经理马克·威尔逊看着楚为先递来的文件，瞳孔骤然收缩——文件上不仅有“3%流通股持股证明”，还有一份“400万美元注资协议”，协议核心条款写着：“注资完成后，楚氏投资公司持股比例增至6%，美国钢铁需转让两座50吨高炉、全套轧钢设备30名工程师及500名技术工人。”
“楚先生，6%的持股比例，足以进入公司前五大流通股东行列。”威尔逊的手指在“6%”上反复摩挲，心中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楚为先将拥有参与公司重大决策的话语权，而拒绝注资，分厂只能在三个月内破产。
楚为先看出他的顾虑，补充道：“这400万不仅是注资，更是‘产能盘活资金’。我们拿到设备后，兴南钢铁厂生产的特种钢材，将以7折价格优先供应美国钢铁，为期5年——这对双方都是双赢。”
威尔逊再无犹豫。400万注资能保住分厂半数工人的饭碗，6%股东的诉求也符合“保资产、稳股价”的董事会要求。1931年4月，注资完成，楚氏持股比例正式从3%提升至6%；同月，转让协议签订，兴南以“股东注资增持”为筹码，拿下价值1200万美元的钢铁设备（含两座50吨高炉、12台轧钢机、炼钢模具），以及美国钢铁的“特种钢冶炼技术授权”。
拆解现场，楚明杰看着德国工程师与美国技工共同标注设备编号，感慨道：“3%到6%的跨越，不仅是股份的增加，更是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现在我们不仅能拿到设备，还能跟着美国技工学最先进的炼钢工艺。”
1931年4月，西雅图波音公司总部的谈判室里，艾伦·波音盯着楚为先带来的《注资增持与产能转让方案》，陷入沉思。方案显示：楚氏初始持有波音3%流通股，注资500万美元后，持股比例增至5%；作为对价，波音需将闲置的P-26战斗机组装线、35名工程师“委托”给兴南，为期5年。
“5%的持股比例，能让你们获得董事会观察员席位。”艾伦·波音的语气带着一丝无奈，他清楚波音当前的困境——股价从1929年的45美元跌至12美元，现金流断裂，P-26生产线再不盘活，只能拆解炼钢。
“我们的注资将专项用于P-26的技术升级，且兴南采购的10架民用版P-26，将全部使用波音原厂零件。”楚为先抛出附加条件，彻底打消对方顾虑。
1931年5月，注资到账，楚氏持股比例从3%升至5%，正式成为波音前十大股东；随后，P-26组装线的转让协议签订。兴南不仅拿到了机身组装架、发动机安装平台等核心设备，还凭借“5%股东”身份，获得了波音未来两年的技术更新资料——这意味着，兴南能同步掌握P-26改进型的研发进度。
当35名波音工程师抵达兴南时，林墨拿着技术资料激动地说：“从3%到5%，看似只有2%的增幅，却让我们加强原缅北的航空工业生产线，能让兴南的飞机制造至少少走5年弯路。”
1931年5月，底特律福特汽车的办公室里，亨利·福特看着楚为先递来的文件，手指敲击桌面的节奏逐渐变缓。文件清晰列明：楚氏初始持有福特4%优先股，注资800万美元后，持股比例增至7%；作为交换，福特需将关闭的两家零部件工厂（含发动机、变速箱生产线）转让给兴南，并派遣1000名熟练技工赴兴南指导生产。
“7%的优先股，能让你们在分红和重大决策上拥有否决权。”亨利·福特的语气带着几分复杂，他清楚楚氏的意图，却不得不接受——福特当前每月亏损超200万美元，800万注资能让两家闲置工厂“变废为宝”，还能获得兴南市场的长期订单。
“我们承诺，未来5年每年从福特采购100万美元零部件，且兴南生产的发动机，优先供应福特东南亚组装厂。”楚为先补充道，将“股东合作”的姿态做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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