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下一秒她就掐自己大腿：“想什么呢？钱要攒着给妈妈。”
八岁的她还不懂，人生，就是把委屈全部嚼嚼咽了。
蒲小英攥着钱，转身就去了杂货铺。
“有铅笔吗？”她问。
老板叼着烟，从柜台底下摸出一支秃头的铅笔：“两分钱。”
蒲小英递过去两分钱，把剩下的两毛八分钱小心地折好，塞进贴身的衣兜里。
穷人的交易从来不公平，三枚鸡蛋换不来一支完整的铅笔，却能换来继续写下去的勇气。
回到家，李红梅正在糊纸盒。
从县城接的手工活，糊一个纸盒一分钱。她手指上全是浆糊，干裂的皮肤被黏得发白。
她糊的何止是纸盒，是把破碎的日子一点点黏合成还能过下去的形状，还有她们支离破碎的尊严。
“妈，我回来了。”蒲小英把铅笔放在桌上。
李红梅抬头，看见女儿手里的铅笔，愣了一下：“哪来的？”
“买的。”
“钱哪来的？”
“卖鸡蛋。”
李红梅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伸手一把把她搂进怀里。
蒲小英闻到她身上浆糊的味道，酸酸的，还有点发馊。
“妈，我们搬走吧。”蒲小英说。
李红梅没说话。
“去县城。”蒲小英的声音很轻，“我听学校的老师们说，县城有工厂，招女工。”
李红梅松开她，摇了摇头：“没钱啊。”
“我攒。”蒲小英从兜里掏出那两毛八，“我已经有两毛八了。”
李红梅的手指僵在纸盒上，浆糊凝成透明的痂。
“妈，”蒲小英抓住她黏糊糊的手，“要不然……你把我当你妹妹？”她声音轻得像飘落的羽毛，“再不行，就当我是捡来的。”
李红梅的喉咙里滚出一声呜咽，她一把搂住女儿，下巴硌在蒲小英瘦削的肩胛骨上。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当的不是家，是命。
“好。”她说，“我们攒钱。”
晚上，蒲小英趴在灯下写作业。
新铅笔舍不得用。用的是旧的，秃头铅笔在纸上留下粗黑的轨迹，像条挣扎的蚯蚓。
它知道自己快被写没了，但还是要拼尽最后一点石墨，帮这个女孩把“人”字写端正。
李红梅坐在她旁边，手指飞快地糊着纸盒。
“妈。”蒲小英突然问，“人穷就活该被欺负吗？”
李红梅的手指停在纸盒上，浆糊滴成一滴透明的泪。
“英子，你看过田里的稗子没？”她突然问，“它长得比稻子高，比稻子壮，可农民见了就拔。”
蒲小英摇头。
“因为它是杂草，抢稻子的养分。”李红梅声音嘶哑“穷人就是稗子，活该被拔，但偏偏命硬。”
“英子，我们虽然穷，是命不好。但命不好的人，也有要骨气。”
蒲小英的铅笔在纸上顿了一下，她想起刘二丫的话，像根刺卡在喉咙里。
她好想问妈妈“我们是不是真的很脏？”但抬头看见李红梅糊纸盒的手指，那些裂口里还沾着昨天的浆糊。
于是她咽下了这句话，因为答案早就写在了妈妈的手上。
“嗯。”蒲小英点点头，继续写作业。
李红梅伸手，用浆糊黏住蒲小英作业本上破的一角。
“字要写端正。”她说，“将来填户口本、单据、签合同……都得用。”
英子点点头。她知道，妈妈说的不是写字，是活人的尊严。
台灯的光很暗，照得母女俩的影子投在墙上，一大一小，像两棵挨着长的树。
是的，她们是两棵挨着长的树，根缠在一起，谁倒下了，另一棵也活不成。
第二天，蒲小英起得很早。
她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从床底下摸出一个小铁盒，里面装着她攒的钱，两毛八，加上昨天帮同学们写作业挣的两分，一共三毛。
她蹲在鸡窝前，摸了摸那只瘸腿母鸡的头。
“今天多下一个蛋，行吗？”她小声说。
母鸡“咕咕”叫了两声，像是答应了。
“嘿嘿。”
蒲小英笑了。
她背上书包，走出院子。
天还没亮，晚秋的风很冷。
但她走得很稳，一步一个脚印，像是要把这条路踩实了，好让妈妈以后走的时候，不会摔倒。
蒲小英摸了摸贴身口袋里的三毛钱，硬币的冰凉透过布料贴着她的皮肤。
小小的她似乎还不太懂，穷人的希望就像这枚硬币——又小又硬，但攥紧了，也能硌得人生疼。
风卷着枯叶追在她脚后跟，像一群讨债的小鬼。
蒲小英没回头，她知道妈妈一定站在院门口看着，李红梅的围裙上还沾着浆糊，手指蜷缩着。
蒲小英突然小跑起来，书包拍打着她的背。
铅笔盒叮当响，像在给她加油。
跑啊，跑啊，跑到他们追不上的地方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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