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我们离婚吧。”
电话那头沉默了良久，才传来高长河干涩而疲惫的声音：“…为啥？露，是我哪里对不起你？”
“你没有对不起我。”白露的声音没有一丝波澜，“是我对不起你。我快三十了，我想要个孩子，一个正常女人都该有的孩子。可你…你给不了我。长河，我们这样耗下去没意思，离了吧，对你对我都好。”
电话那头是更长久的、死一般的沉默。高长江能说什么呢？他自己的缺陷，他自己最清楚。这就像一柄悬在他头顶多年的利剑，如今终于落了下来。他所有的辩解和哀求，在“孩子”这个无比正当又无比残酷的理由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他试图挽回，匆匆请假回了老家，找到白露，低声下气地劝说，甚至承诺以后多回来陪她。
但白露的心早已冷透，去意已决。她甚至不再顾忌脸面，将“无法生育”这件事捅了出来，态度强硬，死活非要离婚不可。面对心如铁石、去意已决的妻子，以及自身难以启齿的缺陷，高长河所有的挣扎都变成了徒劳。他最终像一个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的破口袋，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手续办得很快，也很安静。没有财产纠纷，唯一的牵绊早已名存实亡。
离婚后的白露，没有再回“众鑫手机大卖场”上班。她迅速搬离了高伟为她租的那套房子，在县城另一个角落重新租了个小单间，仿佛要彻底与过去割裂。
高伟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南方谈生意。他握着手机，久久无言。心里像是打翻了调味瓶，什么滋味都有。他为叔叔感到难过和不值，又对白露的决绝感到一丝寒意，但内心深处，似乎又隐隐理解她那近乎绝望的诉求。
后来，听说白露经人介绍，认识了县城一个四十多岁、离异无孩的理发店老板。那人据说手艺不错，店面虽小但生意稳定，人也收拾得干净利落。接触没多久，白露便再婚了。她似乎终于过上了她想要的、有男人在身边、并且有望生儿育女的、 “正常” 的生活。
有时，高伟开车经过县城那条热闹的街，会不经意看到白露。她穿着普通的衣裳，有时在理发店门口扫地，有时提着菜篮子走过，肚子似乎微微隆起了。她的脸上没有了在手机卖场时的光鲜和偶尔流露的忧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属于市井小民的、平淡甚至有些麻木的神情。两人目光偶尔相遇，都会迅速避开，仿佛只是从未相识的陌生人。
高伟会忍不住想：如果当初，自己没有把白露从山里带出来，没有让她进入县城这个花花世界，没有让她看到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没有让她经历那些不该有的悸动和混乱…她是不是就会安于命运，继续守着叔叔，在那闭塞的山村里，过着清贫却也平静的生活？叔叔的家庭，是不是就不会破碎？
但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如果”，更没有能让人回到过去改变一切的“月光宝盒”。每一个选择，都像投掷出去的骰子，一旦落地，便注定了后续的轨迹，再也无法收回。他改变了她的人生，而她最终的选择，也反过来深深地改变了他对人情世故、对欲望、对责任的认知。这一切，不知究竟是命运的捉弄，还是每个人自身欲望驱动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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