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了一夜。
清晨,雨停了,天还阴着。扬州城的青石板路被洗得发亮,倒映着灰白的天光,像一面面打碎的镜子。街角的梧桐叶子滴着水,一滴,两滴,滴在丽春院新漆的朱红大门上,在门板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韦春花站在门口,仰头看着门楣上那块新匾。
匾是黑底金字的,四个大字:丽春乐坊。
字是她请曾柔写的,清秀中带着几分风骨,不像烟花柳巷的招牌,倒像书香门第的题字。她不识字,但觉得好看,顺眼。
门是新的,窗是新的,墙是新刷的,瓦是新换的。三个月前韦小宝把这座老院子从里到外翻修了一遍。屋顶不漏了,墙不裂了,门窗不吱呀了,连院子里的杂草都拔干净了,种上了几株桂花,两棵海棠。
院子很静。
静得能听见屋檐滴雨的声音,能听见远处运河上的摇橹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她推开院门,走进去。
院子很大,三进的院子,前院是厅堂,摆着桌椅,挂着幔帐,是待客的地方。中院是厢房,一间一间,门对门,窗对窗,是姑娘们住的地方。后院是厨房、柴房和她自己的住处。
三个月前这里还热闹过一阵——工匠们叮叮当当干活,伙计们进进出出搬东西,韦小宝带着七个媳妇时不时来看看,指指点点,说说笑笑。
现在人都走了,院子空了。
她一间房一间房地看。
看桌椅擦得干不干净,看幔帐挂得齐不整齐,看被褥铺得平不平整,看花瓶里的花新不新鲜。
都干净,都整齐,都平整,花是早上刚插的,带着露水。
但她心里还是空。
因为没有人。
丽春院从前有四十二个姑娘,老的少的,美的丑的,能唱能弹的,会说会笑的。后来她病了,院子破了,生意淡了,姑娘们一个个走了。有的嫁了人,有的去了别家,有的回了老家,有的不知去向。
现在院子修好了,她要重新开张,可姑娘们都不在了。
她走到中院,在一间厢房门口停下。
这间房从前是翠云的。翠云是四川人,十七岁被卖到扬州,在丽春院待了八年。她会唱川剧,嗓子又亮又脆,唱《白蛇传》里的白素贞,能把人唱哭了。后来她跟一个茶商走了,说是做妾,走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抱着韦春花说:“妈妈,等我过好了,回来看您。”
再没回来。
韦春花推开房门。
屋里很干净,床铺得很整齐,梳妆台上摆着铜镜、梳子、胭脂盒,都是新的。但镜子里没有人,胭脂没有人抹,梳子没有人用。
她站了一会儿,轻轻关上门。
又走到隔壁。
这间是红玉的。红玉是扬州本地人,家里穷,十四岁被爹娘卖进来。她不会唱,不会弹,但长得俊,眼睛像会说话。后来她跟一个镖师好上了,镖师说要赎她,凑不够银子,急得团团转。韦春花知道了,把她的卖身契拿出来,当着她的面撕了,说:“走吧,找个好人家,好好过日子。”
红玉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哭着走了。
再没音讯。
一间一间,韦春花都看了。
每间房都空着,但每间房都有人影——在镜前梳头的翠云,在灯下绣花的红玉,在院里唱曲的小桃,在厨房偷吃的桂花……
那些姑娘,那些年。
她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些空荡荡的窗户,看了很久。
然后她转身,走进自己屋里。
屋里很简朴,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衣柜。桌上摆着个牌位,是她母亲的。她点上三炷香,插在香炉里,跪下磕了三个头。
“娘,”她低声说,“女儿要把丽春院重新开起来了。这回,女儿不做姑娘了,做老板。女儿要让那些走了的姑娘,都回来,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人疼。”
香火袅袅,像在回应。
三天后,韦春花出门了。
她穿一身半旧的青布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用一根木簪绾着,脸上薄施脂粉,看起来干净,利落,不像四十多岁的妇人,倒像三十出头。
她先去城西。
城西有条巷子,叫桂花巷,巷子里住的都是些穷苦人家。她在一户门前停下,敲门。
门开了,是个妇人,三十来岁,脸色蜡黄,眼睛红肿,怀里抱着个孩子,孩子瘦得像只小猫,闭着眼,不哭不闹。
“红玉?”韦春花轻声唤。
妇人抬起头,看着她,愣了很久,忽然眼泪就下来了。
“妈妈……”她声音哽咽。
“让我进去。”韦春花说。
屋里很黑,很窄,一张床,一个灶,几件破家具。床上躺着个人,是红玉的丈夫,那个镖师。他脸色灰白,闭着眼,胸口缠着绷带,绷带渗着血。
“怎么回事?”韦春花问。
“走镖,遇了山贼,”红玉哭着说,“伤了肺,没钱治,躺了半个月了。药也吃不起,饭也快吃不上了……”
韦春花没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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