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九年九月中旬，京城女子学堂的晨读声格外响亮。百余名家穿青布裙的女子端坐在教室里，跟着“女先生”念诵《女诫》选段，指尖还在沙盘上练习写字——这是灵瑶三年前牵头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堂，如今已成为全国女学推广的“样板间”。而此刻，灵瑶正站在学堂后院的议事厅里，手里攥着一张《全国女子学堂推广规划图》，图上用红笔圈出的待建学堂地点，从直隶延伸到江南，再到西南的四川，密密麻麻连成一片。
“母妃说，南洋需要‘物资’应对隐患，女学推广积分快，还能让更多女子识字明理，这是两全其美的事。”灵瑶对着赶来的十名“女学督导”说，她们都是最早从学堂毕业、又在南洋教过部落女子识字的能手，“咱们分五队走，每队带20套教材、10块沙盘，务必在十月初前，让全国女子学堂达到50所，学员突破5万人。”
督导们齐声应下，灵瑶又补充道：“遇到地方不配合的，别硬争——跟他们说，女子识字能帮家里记账、教孩子读书，还能纺出更精细的布，能帮地方添民生、增赋税，比空讲道理管用。”
第一队：直隶推广——样板引路快落地
直隶离京城最近，却也最保守。督导林氏带着队伍到保定府时，知府周大人直接摇头：“女子无才便是德，开什么学堂？别给地方添乱！”
林氏没急着反驳，而是请周大人去京城的女子学堂“观摩”。当周大人看到学堂里的女子不仅会识字，还能算账、写家书，甚至帮农户记录收成时，脸色渐渐缓和。灵瑶趁机赶来，递上一本《直隶女学民生账》：“周大人您看，京城学堂的女子，去年帮周边农户写了3000封家书、算清了200笔田租账，农户们都夸‘女先生’管用。保定府若是开了学堂，既能让女子有出息，还能帮您分担民生琐事，何乐而不为？”
周大人看着账本上的明细，终于松了口：“那就先开3所学堂，试试效果。”
短短十日，保定府的3所学堂就招满了学员——有农户家的女儿，有商户家的媳妇，甚至有退休官员的夫人。林氏带着督导们白天教识字、算算术，晚上教纺线、织布，学堂里的笑声传遍了保定府。到九月底，直隶共开设12所学堂，学员达1.2万人，成为全国推广最快的地区。
第二队：江南拓荒——柔化观念破阻力
江南文风盛，却也最重“女子主内”的旧俗。督导苏氏到苏州时，乡绅们联合起来反对：“咱们江南女子，学针线就够了，识字有什么用？难不成还能考科举？”
苏氏没跟他们争辩，而是在苏州最热闹的码头开了个“临时课堂”——她带着两名女先生，一边教过往的女子识字，一边帮她们写家书、算工钱。船家王大娘的女儿跟着学了三日，就帮母亲算清了半年的船租账，还写了封信给在外打工的丈夫，王大娘逢人就夸：“女学堂好！我家闺女现在能帮我管账了！”
消息传开，越来越多的女子来临时课堂学习，乡绅们的反对声渐渐小了。灵瑶又请江南织造曹大人帮忙——曹大人的女儿早就想进学堂，他顺势牵头，在苏州、杭州、南京开设了15所学堂，还捐了200两银子买教材。到十月初，江南的女学员突破2万人，不少商户还主动送女儿来学堂，“学了识字算算术，将来能帮家里管铺子”。
第三队：四川攻坚——偏远地区补空白
四川偏远，很多地方连男子学堂都少，更别说女子学堂。督导赵氏带着队伍到成都时，连找个办学堂的屋子都难——地方官说“没经费”，农户说“女子要干活，没时间学”。
赵氏没气馁，她带着督导们先去乡下帮农户干活——白天帮着插秧、纺线，晚上就在农户的院子里开“夜校”，用树枝在地上写字，教女子们认“田”“米”“钱”这些常用字。农户李二嫂跟着学了半个月，就能自己记收成账，她激动地说：“以前都是让汉子记，他总记错，现在我自己记，清清楚楚！”
李二嫂的例子传开后，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让女子去夜校。赵氏又找到成都知府，说：“女学堂不用朝廷出经费，咱们让学员们纺些细布，卖了钱就能买教材；女子学了识字，还能帮着宣传朝廷的好政策，比派衙役去说管用。”知府听了心动，不仅给了一间旧祠堂当学堂，还派了两名衙役帮忙维护秩序。到十月初，四川虽只开设了8所学堂，却覆盖了成都、重庆、绵阳等偏远地区，学员也有8000人，填补了西南女学的空白。
积分到账——97万距目标仅一步
十月初一的清晨，灵瑶刚回到京城，系统界面就弹出了积分提示：
【女子学堂全国推广专项积分到账：
- 学堂建设：新增32所学堂（累计50所），按“500分/所”计算，获积分；
- 学员增长：新增3.5万学员（累计5.1万），按“0.6分/人”计算，获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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