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国站在法庭中央，藏蓝色警服的肩线挺得笔直，阳光透过穹顶菱形玻璃斜斜切下，在他脚边投出一道棱角分明的影子。
他没有立刻开口，目光如炬般缓缓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旁听席上泪痕未干的家属、公诉席上神情凝重的王明远、审判席后翻阅卷宗的书记员，最后稳稳落在被告席上那个始终低垂着头的身影上。
他的声音经过麦克风的放大，不高却带着穿透人心的质感，在寂静得能听见呼吸声的法庭内清晰回荡：“在我成为一名反诈警察之前，我和在座的许多受害者家属一样，亲身经历过诈骗带来的灭顶之灾。
” 他抬手解开警服领口的第一颗纽扣，似乎这样能让积压在胸口的情绪更顺畅地流淌出来。
目光掠过旁听席上那位抱着破碎相框的藏青色外套老太太，最终定格在陈影身上，语气里掺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我的父母，都是江城纺织厂的退休工人，父亲是保全工，母亲在细纱车间干了三十年。
他们一辈子攥着铁锨和纱锭，指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机油和棉絮，省吃俭用攒下了二十万养老钱。
那笔钱，是他们每个月从退休金里抠出来五十、一百攒下的，存折上的每一笔存取记录，都写着‘买菜剩20’‘卖废品得15’这样的小字。
六年前，他们被一个所谓的‘养生养老基地’骗走了全部积蓄——那个项目的宣传语，和你的‘夕阳红计划’如出一辙，都是‘零风险、高回报、抱团养老、安享晚年’。
” 张爱国从警服内袋里掏出一张塑封的旧照片，照片边缘已经起了毛边，上面是两位老人站在纺织厂门口的合影，父亲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母亲手里攥着一个印着厂徽的搪瓷缸。
他用指腹轻轻摩挲着照片上父亲的肩膀，声音里泛起不易察觉的哽咽：“我至今记得2018年那个深秋的傍晚，我下班回家推开门，看见父亲坐在昏暗的客厅里，手里紧紧攥着那张烫金的‘投资合同’，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连我进门都没察觉。
茶几上摆着没动过的晚饭，一碗咸菜、两个馒头，都已经凉透了。
母亲躲在卧室里，我听见她用袖口捂着脸哭，哭声压得极低，像被捏住嗓子的猫，断断续续哭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她时，眼睛肿得像两颗核桃，眼白里布满了血丝，原本乌黑的头发，一夜之间就冒出了好些白发。
” 他顿了顿，从笔记本里抽出一张医院的诊断书复印件，通过投影投在大屏幕上——“急性脑梗死”“左侧肢体偏瘫”的字样格外刺眼。
“没过多久，父亲就因为急火攻心突发脑梗。
那天我正在外地办案，接到母亲的电话时，她连话都说不完整，只重复着‘你爸倒了’。
等我赶回来时，他已经躺在ICU里，身上插满了管子，监护仪上的心跳曲线忽高忽低。
虽然最后抢救了过来，却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右边的胳膊和腿都动不了，每天只能躺在床上，连端一杯水都需要人喂。
” “母亲那时候刚做完胆囊切除手术，身体还没恢复，却要每天给父亲擦身、翻身、喂饭。
我记得有一次深夜回家，看见她坐在父亲的床边，一边给父亲按摩腿，一边对着窗外的月亮叹气。
她手里拿着一个旧账本，上面记着每天的开销，最大的一笔支出是父亲的降压药，最小的一笔是她自己买的一块钱一包的创可贴——她给父亲翻身时不小心蹭破了手，却舍不得买贵的药膏。
”张爱国的声音越来越沉，“那段时间，家里的灯每天都亮到后半夜，客厅的沙发成了我的床，我每天下班先去医院给父亲送饭，再回家帮母亲做家务。
我不止一次在深夜里坐在父亲床边，看着他因为肌肉萎缩而变形的腿，看着母亲布满裂口的手，问自己：为什么会有人如此狠心，把罪恶的黑手伸向这些连手机都用不熟练的老人？为什么要用别人的晚年幸福，来填充自己的钱包？也就是从那时起，我递交了调岗申请，从刑侦支队转到了反诈中心，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骗老人钱的蛀虫一个个揪出来，要守护好更多像我父母一样的家庭。
” 旁听席上的抽泣声此起彼伏。
那位红衣服的老太太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一块手帕，捂着脸无声地流泪，手帕上绣着的“平安”二字被泪水浸得发皱。
穿黑色夹克的中年男子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屏幕上是他母亲捡废品时的照片——老人背着一个比自己还高的蛇皮袋，在垃圾桶里翻找塑料瓶，他用力按着手机屏幕，指节泛白。
抱着破碎相框的老太太把照片贴在胸口，嘴里反复念叨着“老头子，你听见了吗”，她的儿子轻轻拍着她的背，自己的眼泪却滴落在母亲的藏青色外套上。
“陈影，你说你经历过不公，你的学术成果被导师窃取，你的梦想被人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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