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书店的吴老板，如同迷雾中一座新出现的、微弱的灯塔，让沈砚之在失去老李联络后的茫然与焦虑中，重新找到了方向。但他深知，在这特务横行、耳目遍布的陪都，任何一丝光亮都可能引来灭顶之灾。他必须像对待易碎的琉璃一样，小心守护这条刚刚接上的线。
他没有急于再次前往“求知”书店，也没有试图通过任何方式传递信息。组织的纪律和“风紧，慎之”的警告，让他选择了最稳妥的方式——等待。等待组织认为安全的时候，通过吴老板向他下达新的指令；或者，等待一个绝对自然、毫无破绽的机会，才能进行下一次接触。
与此同时，他在军统电讯处的处境依旧微妙。苏曼卿虽然没有进一步的直接动作，但那无形的疏离和监控感并未消失。他被排除在一些核心会议之外，接触到的电文也多是一些经过筛选、无关痛痒的内容，或者就是极其繁琐、耗时良久却难有成果的低优先级侦听任务。这是一种变相的冷藏，也是一种持续的考验。
沈砚之坦然接受了这种边缘化的状态。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分配给他的枯燥工作中，表现得像一个完全沉浸在技术世界、对外界纷扰漠不关心的书呆子。他甚至主动帮助其他同事处理一些他们不愿意碰的、复杂难解的信号，以此来积累一些微不足道的“人缘”，也借此观察电讯处内部的人员情况和信息流动。
就在这种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的日子里，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可能的机会。
电讯处技术科有一个名叫周永安的年轻科员，出身无线电世家，技术功底极为扎实，尤其擅长无线电设备的维护和改装，是处里公认的技术尖子。但他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且因家族中有人与“左翼”文化界人士有过往来，背景不算“清白”，因此在军统内部并不受重用，甚至偶尔会受到一些嫡系人员的排挤。
沈砚之注意到，周永安虽然埋头技术，但眼神中时常会流露出一丝对现状的苦闷和对时局的迷茫。他几次在食堂“偶遇”周永安，会就一些技术难题“虚心请教”，讨论中会有意无意地提及当前物资匮乏、许多前线部队通讯设备老旧落后、影响战局的话题。周永安在这方面颇有共鸣，话也会比平时多一些，言语间能听出他对技术无法有效应用于抗敌的惋惜。
沈砚之判断，周永安是一个有技术理想和爱国情怀的年轻人，对国民党的腐败低效心存不满，属于可以争取、至少是可以利用的对象。他或许无法直接发展为地下党成员，但可以通过他，了解军统内部更多不为人知的技术动态，甚至可能在未来，为组织获取某些关键的设备或技术资料打开一条缝隙。
他开始有意识地与周永安建立一种基于“技术交流”的、相对密切但又不过分引人注目的关系。他们会在休息时间讨论无线电技术的前沿发展，会一起抱怨进口元件难以获取、国内仿制质量低劣的问题。沈砚之凭借其更广的见识（得益于留洋经历和组织提供的资料），往往能提出一些让周永安眼前一亮的观点，逐渐赢得了这个技术天才的尊重和些许信任。
然而，与周永安的接触，似乎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一天，苏曼卿看似无意地向沈砚之提起：“听说沈专员和周永安走得很近？那个年轻人技术是不错，就是背景……稍微复杂了点。沈专员现在身份敏感，还是要注意影响，保持适当距离为好。”
这看似善意的提醒，实则是明确的警告。苏曼卿在告诉他，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与谁的交往，都在她的监控之下。
沈砚之心中凛然，面上却露出些许无奈和坦然：“苏同志多虑了。只是纯粹的技术交流，周老弟在设备维护上确实有几手绝活，我最近处理那些老旧信号，多亏他帮忙调试设备。至于背景……我自身尚且如此，又岂会苛求他人？只要能为党国出力，便足矣。”
他将动机归结于工作需要和“同病相怜”的理解，合情合理，让苏曼卿一时也找不到发作的理由。
“沈专员心中有数就好。”苏曼卿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不再多说。
这次交锋让沈砚之意识到，他必须更加小心。对周永安的争取工作需要放慢节奏，更加隐蔽。同时，他也确认了苏曼卿对他的监视从未放松，甚至可能因为他与周永安的接触而加强了。
就在他思考如何调整策略时，“求知”书店的线，终于有了动静。
又是一个周末，他再次以购买绘图材料为由来到七星岗。在“文华斋”采购完毕后，他像上次一样，自然地踱步到“求知”书店附近。这一次，他没有进去，只是在街对面驻足，假装被一个卖手编竹器的小摊吸引。
就在他拿起一个竹编笔筒打量时，眼角的余光瞥见吴老板从书店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块写着“盘点歇业半日”的小木牌，挂在了门把手上，然后拉下了店门的卷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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