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包车夫老李的消失，像一根骤然崩断的弦，在沈砚之紧绷的神经上留下尖锐的回响。连续数日，他在不同的时间、绕行不同的路线，经过那个熟悉的街口，目光扫过每一个蹲守等活的车夫身影，却再也找不到那张刻满风霜、虎口带着“S”形疤痕的脸。焦虑如同藤蔓，悄然缠绕上他的心脏，越收越紧。
是意外？是暴露？还是组织主动的静默？他无从得知。这种不确定性，比直面松井的审问更令人煎熬。他成了一只失联的风筝，在军统这座充满暗流的庭院里飘荡，不知线头握在谁手，也不知下一阵风会将他吹向何方。
苏曼卿那边，依旧在等待他对那份“可疑信号”的分析报告。这份报告成了悬在他头顶的利剑，他必须给出一个交代，一个既能体现专业能力、又能消除怀疑、还不会真正危害到组织的交代。
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那份信号记录进行了极其繁琐和复杂的“技术分析”。他引入了大量无关的干扰因素，考虑了天气、电离层变化、甚至附近可能的民用无线电干扰，最终在报告中得出结论：该信号有七成可能是来自某个未经备案的、用于走私活动的商业电台，因其加密方式粗陋且信号特征与已知几起走私案查获的电台有相似之处；另有三成可能是无法确认来源的杂波或记录误差。他建议，可将此信号作为监控走私网络的参考线索，但暂不纳入对“内部异动分子”的重点排查范围。
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偏向“技术可能性”而非“政治指向性”的结论。它将苏曼卿的注意力引向了相对不那么敏感的经济犯罪领域，同时也为自己留足了余地——即便将来发现这信号真有问题，他也可以推脱是技术分析的局限性。
他将报告郑重地交给苏曼卿。苏曼卿接过报告，仔细地翻阅着，长长的睫毛垂下，遮住了眼中的神色。沈砚之能感觉到她那审视的目光，即使没有直接对视。
“沈专员的分析很详尽，考虑得很周全。”苏曼卿合上报告，抬起头，脸上看不出喜怒，“看来，确实是我多虑了。或许只是些见不得光的私货贩子在活动。”
“谨慎些总是好的。”沈砚之附和道，心中却不敢有丝毫放松。他深知，苏曼卿绝不会因为一份报告就完全打消疑虑。她的“认可”，更像是一种暂时的、策略性的后退。
果然，几天后，沈砚之察觉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他在电讯处感觉到一种无形的疏离感，一些原本会让他参与讨论的会议，似乎“无意”中遗漏了他的通知；他去资料室调阅一些非核心档案时，也感觉到了工作人员比以往更甚一分的“公事公办”。这是一种软性的隔离，一种不动声色的边缘化。
他明白，这是苏曼卿，或者她背后力量的手笔。他们在限制他接触更核心信息的机会，也在观察他在这种“冷遇”下的反应。是焦躁？是不满？还是……别的什么？
沈砚之选择了沉默和接受。他表现得如同一个只关心技术、对权力斗争毫无兴趣的纯粹学者，更加埋首于分配给自己的译电工作，对周围的微妙变化似乎浑然未觉。他甚至主动承接了一些更加枯燥、耗时的低频信号筛查任务，仿佛乐在其中。
这种近乎“逆来顺受”的态度，似乎起到了一些效果。那种无形的隔离墙没有继续加高，但也没有拆除。他像一颗被搁置在棋盘角落的棋子，暂时无人问津，却也失去了参与棋局中心博弈的资格。
就在他几乎适应了这种被“冷藏”的状态，苦苦思索如何重新建立与组织的联系时，转机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了。
一个周末的午后，他难得有片刻清闲，去了重庆市区一家较大的、也是少数在轰炸中幸存下来的“生活书店”。这里书籍种类相对齐全，顾客也多是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氛围与他平时所处的环境截然不同。他并非抱有特定目的，只是本能地渴望呼吸一点不一样空气，或许，潜意识里也希望能捕捉到一丝组织的蛛丝马迹。
他在摆放历史典籍的书架前驻足，手指拂过一本本泛黄的书脊。忽然，他的目光被一本蓝色封皮、书脊印着《宋代烽燧制度考》的书吸引住了。这本书的版本和出版社，与他之前接收指令时看到的那本《稼轩长短句》完全相同！而且，这本书被放在一个极不显眼的位置，夹在两本厚厚的史料汇编中间，像是被人无意中塞进去的。
心脏再次不受控制地加速跳动。他左右看了看，确认无人注意，迅速而自然地将那本书抽了出来，夹在自己选好的另外两本书中，走向柜台结账。
回到住处，他反锁房门，迫不及待地翻开那本《宋代烽燧制度考》。书页间似乎还带着墨香，他逐页仔细检查。终于，在书中关于“夜间灯火信号编码”的一节末尾的空白处，他看到了一行用极细的铅笔、以标准仿宋体写下的、几乎与印刷字体融为一体的微小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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