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的“叮嘱”和苏曼卿的回归，如同两道无形的枷锁，让沈砚之在军统电讯处的工作变得更加如履薄冰。他像一只在显微镜下被观察的昆虫，每一个细微的动作，都可能被解读出不同的含义。译电工作本身带来的精神压力已经足够巨大，如今更添了人际周旋的凶险。
苏曼卿并未表现出过分的热情或直接的试探，她保持着专业和距离，只在必要的业务往来时与沈砚之接触。但沈砚之能感觉到，那双冷静眼眸背后的审视从未停止。她像是在拼凑一幅复杂的拼图，而沈砚之过往在上海的经历、如今在重庆的表现，都是她手中的碎片。她偶尔会在讨论电文时，看似不经意地提及上海时期的某个细节，或者对沈砚之某个破译思路表示“好奇”，试图捕捉他瞬间的反应。
沈砚之应对得极为谨慎。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技术至上、对政治不甚敏感、只知埋头工作的专业人才形象。对于苏曼卿的旁敲侧击，他要么以“记不清了”搪塞，要么给出符合其“投诚者”身份的、对日伪和“异己分子”表示“厌恶”的标准答案。他深知，在这种级别的对手面前，言多必失，保持沉默和一致性是最好的防御。
然而，被动防御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戴笠赋予的“重任”——侦破地下党电台，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他不能毫无作为，那会引来更大的怀疑；但他更不能真的帮助军统找到组织的电台，那将是不可饶恕的背叛。
他必须走钢丝。在浩如烟海的无线电信号中，他需要精准地“识别”出哪些是真正需要保护的组织信号，并巧妙地将其淹没在无数“无用”信息或误导性结论中。他会将一些无关紧要的、早已废弃的，或者甚至是军统自己测试用的信号，标注为“疑似共党联络”，引导侦听方向；对于某些真正危险的、可能接近组织核心电台的信号，他则会利用破译过程中的复杂性，提出多种“可能性”，拖延最终判断的时间，为组织的转移或规避创造机会。
这是一场在看不见的战场上，与时间和敌人进行的无声赛跑。每一次提交报告，都是一次冒险。他需要精确计算风险与收益，在保全自己和保护组织之间，寻找那个危险的平衡点。
这天，他破译出一份截获自日军华中方面军的电文，内容涉及日军下一次“扫荡”行动的初步时间和区域范围，虽然不够具体，但极具战略预警价值。这份情报必须立刻送出去。
他将情报加密缩微，思考着传递方式。直接寻找黄包车夫老李风险太高，频繁接触容易暴露。他想到了之前与老李交接时，对方似乎对嘉陵江边的地形极为熟悉。或许，可以再次利用江边复杂的环境。
他选择了一个细雨朦胧的傍晚，再次来到望龙门码头附近，但这次不是去那根特定的拴船石。他在一段人迹罕至、礁石嶙峋的江岸徘徊，观察着江面上来往的船只和岸上稀疏的人影。确认安全后，他迅速将用油布包裹好的微缩胶卷，塞进了一块中空礁石的自然裂缝里，并用一小块湿泥做了个极其隐蔽的标记。
接下来，需要通知老李。第二天上班途中，他再次“偶遇”了拉活的老李。坐上车后，在经过一个上坡、车速较慢时，他低声快速说了一句：“江边，老地方往东百步，礁石有缝，东西在里面。”
老李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和回应，只是喉咙里发出一声几不可闻的“嗯”，表示收到。
沈砚之稍微安心了一些。组织的效率他是知道的，情报应该能很快送达。
然而，他低估了苏曼卿的执着，也低估了军统内部监控的无孔不入。
就在情报传递后的第二天下午，苏曼卿突然来到沈砚之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档案卷宗。
“沈专员，”她将卷宗放在沈砚之桌上，表情是一贯的平静，“这里有几份近期截获的、信号特征模糊的无线电记录，分析科那边有些争议。听说你对这类复杂信号很有办法，戴老板也吩咐过要多倚重你的专长，能不能请你再仔细分析一下？”
沈砚之心中警铃大作。苏曼卿给出的理由冠冕堂皇，但他敏锐地感觉到这并非一次简单的业务求助。他不动声色地接过卷宗，翻开。里面是几份信号记录和初步分析报告，看起来并无特别。但当他仔细查看其中一份信号的捕获时间和大致方位时，后背瞬间渗出了冷汗——那份信号的捕获时间，就在昨天傍晚他前往江边之后不久！捕获方位，虽然不够精确，但大致覆盖了望龙门码头以东的江岸区域！
是巧合？还是苏曼卿已经开始将监控的触角，延伸到了他的行动轨迹上？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目光专注地落在信号记录上，大脑飞速分析。这份信号本身并无特别，加密方式常见，内容也可能无关紧要。苏曼卿很可能只是在投石问路，用这份带有时间和地点暗示的记录来观察他的反应。
“这些信号确实有些意思，”沈砚之抬起头，脸上露出技术工作者遇到难题时的专注，甚至带着一丝挑战性的兴奋，“尤其是这一份，”他指着那份关键记录，“捕获时段和区域比较特别，干扰源也多。我需要点时间，结合最近的天气情况和已知的其他信号源进行交叉比对，才能给出更准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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