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麻荒地的稻穗沉甸甸地弯下腰时，北平城里的韩渊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经受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精神淬炼。
最后一个学期的校园，涌动着反蒋的激昂浪潮。韩渊怎么也没想到，那个曾在暗夜长谈中劝他留在北平的陈永犀，竟是中共地下党。在陈永犀充满信念的话语感召下，韩渊毅然加入中国职业青年联盟，这个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从此，他白天穿梭在教室与图书馆之间，奋笔疾书毕业论文；夜晚化身隐秘战士，在北平的街巷里协助开展地下工作。双重压力如同两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过度劳累最终拖垮他的身体。连续半个多月，高烧如同恶魔纠缠着他，全身力气仿佛被抽干，只能虚弱地瘫卧在床。多亏同学们伸出援手，将他送进医院，确诊为死亡率高达 25％的斑疹伤寒。在病痛的折磨与同学们的关怀中，他终于战胜病魔，可此时学校的毕业分配接近尾声，只剩东北铁路运输局几个无人问津的空缺。无奈之下，韩渊只能背起行囊，与几位好友踏上前往沈阳的列车。
车厢里拥挤不堪，人们像沙丁鱼紧紧挨在一起。韩渊蜷缩在座椅下，度过漫长的二十几个小时。当他终于走出沈阳车站时，初冬的寒风裹挟着大片雪花扑面而来，仿佛要将他整个人吞噬。雪花纷纷扬扬飘落，天地间一片苍茫，他深一脚浅一脚走在雪地上，听着脚下积雪发出的 “咯吱” 声，恍若置身于虚幻世界。远处，一行行足迹蜿蜒向前，仔细看去，那不是一个人的脚印，而是无数人留下的重叠痕迹，新的脚印不断覆盖旧的，就像人生的道路，总是在不断前行中抹去曾经的印记。韩渊伫立在雪中，突然产生一种奇妙的感觉，他渴望能像雪花一样，挣脱尘世的束缚，让这洁白无瑕的雪洗涤自己被世俗沾染的身心，将那些悲伤的记忆，都沉淀为历史的尘埃。
短暂“雪浴” 后，韩渊乘坐着具有沈阳特色的大轮马车，前往国民政府交通部东北运输局报到。街道两旁，俄式、日式小洋楼披着雪白的外衣，静静伫立，无声诉说着沙俄侵略与日寇侵华的历史。此时的韩渊，满心疲惫，无心欣赏这些异域风情。顺利办完手续后，他坐在分配给自己的办公桌前，开始平淡的履职生活。在这个负责东北三省铁路运输管理的部门里，由于战争的影响，火车停运，主业瘫痪，副业更是无从谈起。处长、科长们每日无所事事，只能闲聊天打发时间，韩渊更是没有具体工作，仿佛被遗忘的角落。就这样，一年的青春时光，在碌碌无为中悄然流逝。
然而，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带来惊喜。在这里，韩渊遇见了铁路工人李冬梅，两人情投意合，很快步入婚姻殿堂。有了工资收入，韩渊的经济状况也得到改善。次年秋天，冬梅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韩红爱。在同事眼中，冬梅是个温柔贤淑的妻子，整日操持家务，不辞辛劳。每当冬日来临，雪花纷飞，韩渊下班归来，远远就能看见冬梅抱着儿子，站在窗前翘首以盼。一进家门，冬梅便会贴心地为他拍去肩上的积雪，那一刻，韩渊心中满是温暖。每天下班途中，他都会在小卖铺买上几个当地特产国光苹果，作为给妻子的小惊喜，这也成了他们生活中的甜蜜惯例。一家三口，其乐融融，让韩渊尽情享受着家庭的温馨。
1947 年下半年，运输局的处境愈发艰难，裁员大潮袭来。关内有家的人纷纷返乡，韩渊也回到北平。他不愿打扰亲戚，暂住母校辅仁大学的教职工宿舍。没想到，在这里与老同学陈永犀意外重逢。韩渊这才知道，自己寄居的地方，竟是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据点之一。在这个充满思想碰撞的环境中，周围师生深刻的见解如春雨滋润着他的心灵，潜移默化间，他与大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陈永犀时常将私藏的 “禁书” 借给韩渊，在他的引导下，韩渊的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后来，在陈永犀的帮助下，韩渊进入国民党 “华北剿总” 司令部工作。表面上，他是一名国民党员，从事文员工作；实际上，他已成为中共地下工作者，在付寒的单线领导下，积极参与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各项活动。那段时间，北平城内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警车呼啸，四处抓捕进步学生。韩渊在紧张与兴奋中，学习解放区文件，研读毛主席的文章，奔走联络、宣传，为心中的信仰默默奋斗。这段特殊的经历，为他日后到北京政法学院工作埋下伏笔。
与此同时，韩渊的故乡麻荒地，也在时代的浪潮中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革。
1946 年的秋天，仿佛被赋予了神秘的魔力，一切都变得捉摸不定。秋风像个调皮又任性的孩子，裹挟着片片秋叶在空中嬉戏。秋叶怀揣着对太阳的向往，被秋风高高托起，却被太阳无情地呵斥，重重摔落在地。乌云见状，为秋叶打抱不平，瞬间遮住太阳，刹那间，金灿灿的稻田失去光泽，仿佛预示着一场风暴即将来临。然而，稻谷的清香依旧弥漫在空气中，为这变幻莫测的秋日增添一丝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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