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重庆，终于从连绵的阴雨中挣脱出来。久违的阳光，穿透薄雾，稀稀疏疏地洒在这座饱经磨难的山城，给灰色的建筑和行色匆匆的人们，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江边的黄桷树，也在这乍暖还寒的空气中，悄悄地吐露新芽，仿佛在昭示着生命的顽强与不屈。
然而，这春回大地的暖意，却丝毫无法渗透进我那位于地下深处的作战室。这里的空气，依旧凝滞、冰冷，充满了失败的苦涩和未来的迷茫。桂南的战火虽然暂时平息，但那道横亘在南宁城外的対峙线，如同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深刻在墙上的巨幅地图上，也烙印在我的心头。
三月的第一周，我是在堆积如山的战报和伤亡统计表中度过的。桂南会战，从去年十一月日军登陆，到二月底我军反攻宾阳失败，历时三个半月，双方在这片亚热带的红土地上，投入了超过四十万的兵力，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惨烈到极致的血肉搏杀。
我一页一页地翻看着那些冰冷的数字，指尖却感到一阵阵灼痛。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一个家庭的破碎。我军总伤亡，超过十万人。杜聿明的第五军，作为我们的“铁拳”，在昆仑关攻坚和宾阳反击战中，几乎被打残，伤亡超过百分之四十，短期内已经完全丧失了再次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李延年的第二军、甘丽初的第六军，以及其他参战的桂系、粤系部队，也个个元气大伤。
我们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换来的是什么？我们收复了昆仑关，但又丢掉了宾阳；我们粉碎了日军沿桂越公路直捣我西南腹地的战略企图，但南宁依旧在敌手，我们的国际交通线依然受到严重威胁。从战略上看，我们打成了一个平手，甚至可以说是“惨胜如败”。
“次长，这是第四战区张长官发来的战况总结，以及杜聿明军长、李延年军长联名签署的部队整补计划。”林森上校将一份厚厚的文件放在我的桌上，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和压抑。
我没有立刻去看。这些计划的内容，我闭着眼睛都能猜到：请求补充兵员、武器、弹药，请求将部队撤往后方休整……这些都是最基本、也最合理的要求。但是，我又能从哪里，给他们变出这些东西来呢？
整个国家的战争机器，已经运转到了极限。兵员，可以从后方省份征召，但那些未经训练的新兵，拉上桂南那种绞肉机一样的战场，与炮灰无异。武器弹药，更是捉襟见肘。我们自己的兵工厂产量有限，国际援助物资又因为滇越铁路被日军飞机反复轰炸，运输效率大打折扣。
我的内心充满了焦灼和无力。我意识到，桂南的僵局，短期内根本无法打破。这不是战术或指挥层面的问题，而是国力层面的硬伤。我们，耗不起了。
在军事委员会的例会上，气氛压抑得可怕。昆仑关大捷时的那种兴奋和乐观，早已被宾阳失守的残酷现实冲刷得一干二净。没有人再提“乘胜追击、收复南宁”的豪言壮语。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争吵和相互指责。
“桂南之战，我中央军将士伤亡殆尽，某些地方部队却出工不出力，保存实力！此风不长，国将不国！”一位中央军系的将领，拍着桌子，矛头直指桂系和粤系的部队。
他的话立刻引来了第四战区一位代表的反唇相讥：“笑话！我广西子弟兵，保家卫国，哪次不是冲在最前头？倒是某些部队，装备精良，补给优先，打起仗来却畏首畏尾，一触即溃！”
争吵愈演愈烈，几乎要演变成全武行。我冷眼旁观，一言不发。我知道，这种内部的撕裂和攻讦，比前线的失败更可怕。它正在从内部，腐蚀着我们这个国家本就脆弱的抵抗意志。
“够了！”我猛地一拍桌子，巨大的声响让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各位将军！”我的目光缓缓扫过每一个人，“前线将士尸骨未寒，数十万大军还在泥泞的战壕里忍饥挨饿。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争论谁的功劳大，谁的过错多！而是要拿出一个办法，一个能让我们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活下去的办法！”
“桂南的仗，已经打成了烂仗，成了一锅谁也吃不下去的夹生饭。我的意见是，‘拖’！”我走到地图前，拿起指挥棒，“从现在开始，桂南战场的战略，由主动进攻，转为积极防御。依托昆仑关等有利地形，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与敌对峙。我们的目的，不再是收复南宁，而是要将日军的数个精锐师团，牢牢地拖在广西的山沟里，让他们既无法前进，也无法轻易脱身，把这里变成一个持续消耗他们兵力和物资的泥潭！”
“那我们的国际交通线怎么办？”有人立刻提出质疑。
“另辟蹊径！”我的指挥棒指向了西边的云南，“滇缅公路，必须加快修筑速度！命令工兵部队和沿线民工，日夜赶工，必须在雨季到来之前，打通这条新的生命线！另外，命令空军，将我们仅有的远程轰炸机，全部调往云南，重点轰炸越南境内的日军机场，掩护我们的物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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