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重庆，寒意刺骨。连绵的阴雨将山城的天空洗刷成一片铅灰色，湿冷的空气无孔不入，仿佛能钻进人的骨头缝里。然而，在我那间位于地下深处的作战室里，温度却异常地高。这不是来自暖气，而是来自上百个日夜不熄的灯泡散发的热量，以及聚集在这里的几十颗焦灼大脑高速运转所产生的无形热浪。烟草的消耗量比上个月增加了一倍，呛人的烟雾缭绕不散，将墙上那副巨大的桂南地区军用地图都熏得有些模糊。
时间，正以一种令人心悸的节奏，一分一秒地流逝。距离我签发“迁莺”总攻击令，已经过去了好几天。这几天，是我穿越以来感觉最漫长的几天。每一份来自前线的电报，每一个沙盘上棋子的移动，都牵动着我紧绷到极限的神经。
十二月的第一周，桂南前线呈现出一种诡异的平静。日军占领南宁后，其主力第二十一旅团，在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的指挥下，于12月4日完全攻占了昆仑关。他们似乎认为我军主力已被其凌厉攻势击溃，正在狼狈逃窜，因此并没有立刻继续向北推进，而是停下来修筑工事，巩固阵地，一副准备在此“过冬”的姿态。
这正是我想要的。中村正雄的傲慢与轻敌，为我的天罗地网，留出了最后、也是最宝贵的收口时间。
“次长，这是空军侦察照片和各路情报汇总。”林森上校将一叠文件放在我的桌上，他的眼圈深陷，布满了血丝，显然也已数日未曾合眼。“情报显示，日军在昆仑关正面，部署了其旅团主力，约四千余人，配有山炮、野炮及坦克。其在关隘两侧高地，如界牌、同兴、四四一高地等，均构筑了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火力点交叉配置，战壕交通壕纵横交错，防御体系相当完备。”
我拿起放大镜，仔细地审视着那些航拍照片。黑白的影像中，昆仑关像一只巨大的蜈蚣，盘踞在群山之间。那些密密麻-的工事和火力点，如同蜈蚣身上坚硬的甲壳。我不得不承认，日军的土木作业水平和战术素养，确实是世界一流的。他们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将这座古老的关隘，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堡垒。
“中村正雄，倒也算个人物。”我放下放大镜，自言自语道，“可惜，他选错了坟地。”
“我们的部队情况如何？”我抬起头问林森。
“报告次长！截至昨日午夜，我北路主攻兵团，杜聿明将军指挥的第五军三个师及友军两个师，共计五万余人，已全部进入攻击出发阵地。东路、西路两个助攻兵团，十万大军，也已对日军后方交通线形成压迫态势。各部粮秣弹药均已补充完毕，士气高昂！”林森的语调中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
我点了点头，心中稍定。十五万大军，对阵昆仑关及其周边的不到一万日军，兵力上我们占据绝对优势。装备上，核心主力的第五军，拥有坦克、重炮，火力上至少可以与当面之敌持平甚至超越。天时在我们，地利经过我精心选择，人和更是毋庸置疑。这一战，我们没有理由失败。
然而，战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数学题。作为指挥官，我考虑的不仅仅是兵力和装备的对比。我更担心的是，我们的部队，尤其是第五军，作为一支组建不久的新锐力量，是否能够承受住攻坚战的残酷消耗？我们的各兵团之间，协同作战是否能够做到天衣无缝？我们的后勤补给线，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是否能够维持不断？
这些问题，如同盘旋在脑中的秃鹫，不断地啄食着我的信心。我深知，一旦总攻发起，就再没有回头路。成千上万的生命，都押在了我这一念之间。这种压力，足以压垮任何一个凡人的心智。
这几天，我反复地与杜聿明将军通电话。这位黄埔一期的高材生，此刻正坐镇在距离昆仑关不到五十公里的迁江指挥部里。电话线路里的电流声很大，但他的声音却异常清晰和冷静。
“光亭兄，你那里压力很大吧？”一次通话中，我问道。
电话那头传来他标志性的沉稳笑声：“次长说笑了。兵临城下，大战在即，说没有压力是假的。不过，我第五军自成立以来，苦练数年，为的就是报效国家。如今利剑在手，正当奋威杀敌。将士们早就摩拳擦掌，等不及了！”
“我担心的不是士气，是战术。”我严肃地说道，“中村正雄的第二十一旅团，是日军的甲等精锐，号称‘坂垣师团的刀尖’。昆仑关地势险要，工事坚固，强攻必然伤亡惨重。我给你的要求是，既要打赢，也要尽可能地减少伤亡。我们的装甲部队，是国之利器，决不能当成普通的步兵来消耗。”
“次长放心！”杜聿明立刻领会了我的意图，“我已经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总攻发起后，我将以优势炮兵集团，对昆仑关日军阵地实施毁灭性打击。随后，以戴安澜将军的第二〇〇师配属坦克部队，从中央正面实施主攻，以最快速度撕开敌军防线。同时，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和郑洞国的荣誉第一师，分别从左右两翼迂回，穿插敌后，断敌退路，分割包围。我们的目标，不是击溃他们，而是要将中村旅团，完完整整地包了饺子，全歼在昆仑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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