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武汉，已是绿意盎然，湿热的空气仿佛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着这座战时首都的心脏。长江的水汽蒸腾而上，将天空染成一片灰蒙蒙的颜色，然而，笼罩在城市上空的，却并非全然是阴霾。自台儿庄传来的捷报，如同一针强心剂，注入了整个民族的血管。连续数日的庆祝，报纸上连篇累牍的颂扬，几乎让人们忘记了淞沪的血、南京的泪。胜利，哪怕只是阶段性的，也足以成为支撑这个苦难国家继续前行的精神支柱。
我的办公室里，窗户大开着，潮湿的风卷着外面街市的喧嚣涌入，却吹不散室内凝重的烟草味。巨大的沙盘上，津浦线南段的态势一目了然。代表着第五战区数十万大军的蓝色小旗，密集地分布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区域，而在台儿庄那个小小的村镇，一面残破的红色小旗被数十面蓝色小旗簇拥着，像一道刚刚愈合却依旧狰狞的伤疤，记录着那场惊心动魄的胜利。
作战厅的参谋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久违的轻松，他们走路的步伐都轻快了几分。就连平日里最不苟言辞的作战处长刘斐，眉宇间也舒展了许多。他们有理由感到骄傲，台儿庄之战，从战役构想到临场调度，每一步都凝聚着参谋本部的集体心血，而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我，更是承受了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如今，压力随着胜利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声望。街头巷尾，我的名字——韩夏，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它与“大捷”这个词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但我却丝毫轻松不起来。我的目光，没有停留在台儿庄，而是越过那片已经被鲜血浸透的土地，望向了更北的济南、德州，以及东面的青岛、潍县。我知道，台儿庄的胜利，如同捅了一个巨大的马蜂窝。日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它的现代史就是一部建立在赌博和复仇之上的历史。甲午之役如此，日俄战争亦如此。他们睚眦必报的性格，深入骨髓。一场让其两个精锐师团遭受重创的败仗，足以让东京大本营的那些战争狂人们彻底失去理智。
“次长，第五战区李司令长官的电报。”机要参谋陈宏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将一份薄薄的电文递到我面前。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敬畏。这段时间，我几乎是以一人之力，顶住了所有“保存实力”、“避免决战”的言论，强硬地要求第五战区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台儿庄，将矶谷廉介和板垣征四郎两个师团牢牢钉死。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但也让我背负了“孤注一掷”的骂名。如今，胜利洗刷了一切，陈宏这些年轻参谋看我的眼神，已经近乎于崇拜。
我接过电报，目光迅速扫过。电文是李宗仁亲笔拟写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对中央——实际上是对我——的感激。他详细报告了战果的初步统计，歼敌逾万，缴获甚多，并提及了汤恩伯、孙连仲、张自忠、庞炳勋等各部将士的英勇。最后，他提出，我军士气高涨，是否可以乘胜追击，一举收复滕县、济宁，将日军赶回黄河以北。
这正是四月的第一周，整个战区都沉浸在胜利的余温之中。李宗仁有这样的想法，我一点也不意外。作为一名优秀的战区指挥官，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战场的“势”，并希望将这个“势”发挥到极致。
我将电报放在桌上，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发出沉闷的声响。办公室里很静，只有挂钟的滴答声和我的敲击声在交织。我在思考，如何回复这封电报。直接否定他的提议？这无疑会打击前线将士高昂的士气。同意？那更是自取灭亡。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另一张更为宏大、也更为血腥的地图。我知道，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那个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累累罪行的老牌军阀，此刻一定在官邸里暴跳如雷。而华中派遣军的畑俊六，也绝不会放过这个从南面夹击徐州的机会。一张巨大的罗网，正在无声地张开。
“给李司令长官回电。”我开口，声音有些沙哑，是连续熬夜的结果。“首先，以参谋本部的名义，嘉奖第五战区全体将士。台儿庄一役，扬我国威，挫敌凶焰，为抗战以来正面战场之最大胜利，功在国家，利在千秋。”
陈宏迅速在电报纸上记录着，笔尖发出沙沙的声响。
“其次，”我话锋一转，“严令各部，停止追击，就地整补。尤其是孙连仲将军的第二集团军和汤恩伯将军的第二十军团，此役付出巨大，伤亡惨重，必须立刻后撤休整，换上生力军接替防务。告诉李长官，胜利的果实，我们已经摘下，现在不是品尝的时候，而是要防止果子被别人抢走。”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站起身，走到巨大的沙盘前，目光变得锐利如刀，“请李长官将眼光从台儿庄移开，立刻将战区最精锐的侦察力量，向北、向东、向南三个方向，扩展到三百公里以外。我要知道，从济南南下的日军，有多少增援部队？从青岛登陆的日军，是何番号，动向如何？在蚌埠、合肥一线，日军华中派遣军的主力，有无北上的迹象？告诉他，我需要最精确的情报，每一个小时都要向本部汇报。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徐州，已经从一个我们围猎的猎场，变成了一个敌人为我们准备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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