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缺点也比较明显：由于设备规格小，放映时银幕边缘常会出现一圈模糊的白色边框，像给画面镶了个“白边”，多少会影响画面质量。
一旦真正深入放映事业，廖敏才深切感受到，那个年代的观影体验其实是格外粗糙的——银幕是用白布做的，有时还会有破洞，放映机偶尔会卡顿，声音也时大时小。
但在那个精神文化生活极度匮乏的年代，能看上一场电影本身就已属不易，足以让翘首以盼的观众们心满意足、大呼过瘾了，谁还会在乎那些小瑕疵呢？
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廖敏确实非常珍视这份工作。
工作强度不算大，而且每次到一个大队放露天电影，都会受到社员们的热情款待——大队干部会提前杀只鸡、炒几个菜，让他们吃饱喝足；有些社员还会送来自家种的水果、炒的瓜子；散场后，大队干部甚至会送上些香烟、酒水，以示感谢。
廖敏每次都不好意思收，可社员们总是硬塞给她，说：“你给我们带来好看的电影，这点东西算啥！”
社员们观影的热情，始终高涨得让人感动。
只要公社广播站一播报放映队要去哪个大队，那个村子就如同盼过年一般欢天喜地，早早地就沉浸在期待的氛围里。孩子们会围着放映队的车，叽叽喳喳地问：“今天放啥电影呀？啥时候开始呀？”
大人们则会提前把晒谷场打扫干净，搬来石头、木板当座位，有的还会带上小板凳，早早地占个好位置。
这景象，廖敏完全能够理解——在她自己的知青岁月里，看电影就是最高级别的精神享受。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文艺园地百花凋零，电影行业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能公开上映的影片屈指可数。
反反复复放映的，几乎只有被大家称为“三战”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再加上《红灯记》《沙家浜》等几部样板戏，偶尔还会有几部来自苏联、阿尔巴尼亚、朝鲜的引进片。
那个年代没有电视，社员们收工之后，往往就是开会、学习、讨论和 “斗私批修”，生活单调得很。
所以，看一场电影堪称难得的、高规格的享受，哪怕是看过好几遍的老片子，大家也看得津津有味。
作为观众时，廖敏能感受到这份热情；但当她真正站在放映员的位置上，才亲眼目睹了什么叫“什么也阻挡不了”的观影狂热。
那年十二月的一天，天气冷得要命，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
公社广播站早就反复播报：越剧电影《红楼梦》将在后半夜十二点以后在公社大院公映。
之所以这么晚，是因为需要“走片”——得等县城的电影院放完第一场后，胶片才能由专人送到公社，继续放映。
对当时的公社来说，能放映《红楼梦》这样的“新”片，可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毕竟之前大家看的都是“三战”和样板戏。
为了能看上这部电影，许多住在偏远大队的职工和知青，不惜从十多公里外的地方赶来。
他们有的骑着自行车，顶着刺骨的寒气，冻得手都握不住车把；有的则是步行过来，一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积雪，鞋子和裤脚都湿透了，却丝毫没有怨言。
山区冬夜的严寒可想而知，气温降到了零下好几度，哈口气都能看见白霜。
还不到晚上十一点，公社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上千人。
大家穿着厚厚的棉袄、棉裤，戴着棉帽、围巾，在寒风中瑟瑟缩缩地跺脚取暖，却紧紧地将放映机和幕布区域围了起来，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仿佛生怕这好不容易盼来的机会会溜走。
无数双眼睛紧盯着放映机和通往县城的路口，时不时就有人伸长脖子张望，焦急地问：“片子怎么还没来啊？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直到深夜一点多，远处终于传来了摩托车的轰鸣声，有人激动地高喊：“片子到了！片子来了！”
安静的广场瞬间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那些困得直打哈欠、眼皮都快睁不开的人们，也立刻精神抖擞起来，眼睛里闪着光。
廖敏和搭档们不敢耽搁，赶忙麻利地操作起来——有人固定幕布，有人连接电线，廖敏则小心翼翼地把胶片装进放映机，仔细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生怕出差错。
一切准备就绪后，她按下开关，一束强烈的光柱瞬间刺破漆黑的夜空，精准地投射在早已悬挂在两棵大树之间的白色幕布上。
在那束光柱中，人们呼出的哈气化作缕缕白烟，在光柱内袅袅升腾、飞舞，像无数条白色的小丝带，又像微缩的仙境里缭绕的白云，朦胧得如同天宫景象。
正当大家沉浸在这梦幻般的光影中，还在小声赞叹时，突然，铿锵的锣鼓声和激越的越剧唱腔骤然响起，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开始演了！开始演了！”有人兴奋地大喊。
这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被吸引到幕布上，广场上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电影里的声音。
大家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疲惫，全神贯注地投入到那方寸幕布之间的悲欢离合之中——看到林黛玉葬花时，有人偷偷抹眼泪；看到贾宝玉和姐妹们欢聚时，有人露出笑容。
廖敏站在放映机旁，看着眼前这一幕，心里暖暖的——她知道，自己正在用光影，为乡亲们带来快乐和慰藉，这份工作，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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