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年，我被打成右派，下放到甘肃。走之前，她告诉我她怀孕了。我说你等我，我一定回来。但这一走就是五年。”陆建国的声音哽咽，“等我七零年回北京，她已经不在了。她家里人只说病死了，埋在哪里都不告诉我。”
“那个孩子...”
“我不知道有孩子，”陆建国摇头，泪流下来，“如果知道...如果知道...”
“杨秀兰说，她把孩子送给了一对姓陆的夫妻，下放到农场，没孩子。”陆云一字一句，“爸，那对夫妻，是您和妈吗？”
长久的沉默。陆建国抬起头，看着儿子：“你妈不能生育。我们结婚三年没孩子，去医院检查，是她的问题。她一直觉得对不起我。七零年，我们从甘肃回北京，路过云南，听说有个老太太要送养孩子，就去了。看见你的时候，你才三岁，瘦得跟豆芽似的，但眼睛特别亮，像她。”
“所以我是...”
“你是林晚的儿子，”陆建国站起来，走到书柜前，打开暗格，取出一个铁盒，“这些，是你母亲留给你的。”
铁盒里有一叠信，几张照片，还有一枚褪色的红五星。照片上是年轻的林晚，短发，白衬衫，站在未名湖边，笑得灿烂。另一张是她和陆建国的合影，两人并肩站着，中间留了微妙的距离，但眼神里的爱意藏不住。
陆云拿起最上面一封信，信纸已经脆黄。字迹娟秀：
“建国：见字如面。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大概已经不在了。不要难过，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孩子我给他取名叫‘云’，因为你说过，你最喜欢云南的云，自由，干净。如果将来你能找到他，请告诉他，他的母亲很爱他，从来没有后悔过。好好活着，拍你想拍的电影。晚，绝笔。”
信纸在手里微微颤抖。陆云抬头，看着眼前这个养育了他五十年的男人：“您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我怕你恨我，”陆建国擦掉眼泪，“恨我没保护好你母亲，恨我让你成了没妈的孩子。也怕...怕你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就不认我这个爸了。”
“爸...”陆云抱住老人，父子俩在书房里相拥而泣。
凌晨两点，陆云回到家。客厅的灯还亮着，徐情在沙发上等他。
“问清楚了？”她轻声问。
陆云点点头，把铁盒放在茶几上。徐情一封封看那些信，一张张看那些照片，最后拿起那枚红五星，在手心里握了很久。
“她真漂亮，”徐情说，“眼睛里有光。”
“爸说，我眼睛像她。”
徐情抬头看他，忽然笑了：“难怪你拍电影的时候那么固执，原来是遗传。”
陆云也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又掉下来。徐情挪过来，靠在他肩上：“明天，我们去看看她吧。爸知道她埋在哪里吗？”
“不知道，但可以查。她家人应该知道。”
“我陪你一起。”
夜深了，两人躺在床上，都睡不着。
“你在想什么？”陆云问。
“在想《愈合》，”徐情说，“我本来想拍网络暴力，但现在觉得，或许该拍更深的伤痕——那些被时代、被命运、被秘密割开的伤口，要怎么才能愈合。”
“那就拍。”
“但会很难，可能会揭很多人的伤疤。”
“该揭的伤疤，总要揭开的，”陆云握住她的手，“就像我爸藏了五十年的秘密，揭开了，痛一阵子，但终于能呼吸了。”
窗外，北京的天空开始泛白。新的一天要来了，带着新的真相，新的疼痛，也新的可能。
而在云南沙溪的老宅里，杨秀兰老太太早起烧香，对着北方轻声说：“晚晚，你的孩子，终于知道了。你可以安心了。”
寻找林晚墓地的过程，比想象中更曲折。
陆建国只记得林晚是北京人，家在宣武区的一个胡同里。但六十多年过去，城市早已天翻地覆。那个胡同在九十年代旧城改造中被拆了，原地建起了商业区。林晚的家人——如果还在——也早已不知去向。
陆云和徐情在档案馆泡了三天，查户籍迁移记录。管理员是个戴老花镜的阿姨，听说他们在找六十年代去世的人，摇头：“那会儿的档案，乱的呀。文革时期好多都没了。”
第四天，事情有了转机。徐情想起一个朋友——纪录片导演老郑，专拍北京城市变迁，对老胡同如数家珍。电话打过去，老郑一听就拍大腿：“宣武区槐树胡同？我知道！那一片拆迁的时候，我拍过纪录片。胡同口有个修自行车的老刘，在那儿住了六十年，他肯定记得。”
老刘已经八十多了，耳朵背，要很大声说话才听得见。陆云把林晚的照片给他看，老人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忽然说：“这姑娘...是不是姓林？”
“对对对！林晚！”陆云激动得声音发颤。
“林家的二闺女，对吧？”老刘眯起眼睛，“她家就住在胡同最里头那个四合院。她爸是中学老师，她妈是医生。这姑娘，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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