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戊戌年）
春天正月甲子日，北魏封氐族首领杨定为阴平王。
北魏秦州的羌人反叛。
二月癸巳日，安成康王萧秀去世。萧秀虽然和梁武帝是平民时的兄弟，但成为君臣之后，他小心谨慎、敬畏的态度，比那些关系疏远、地位低下的臣子还要厉害，梁武帝因此越发觉得他贤能。萧秀和弟弟始兴王萧憺特别友爱，萧憺长期担任荆州刺史，常常把自己的俸禄分一半给萧秀，萧秀坦然接受，也不觉得多了不好意思。
甲辰日，梁朝大赦天下。
己酉日，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神龟。
北魏东益州的氐人反叛。
北魏皇帝接见柔然的使者，责备他们藩国礼仪不周到，商议要依照汉朝对待匈奴的旧例，派使者回访。司农少卿张伦上表，认为：“太祖开创帝业，每天都忙不过来，所以才让柔然这小子在一方游荡。这也是因为中原地区多有忧患，重视华夏事务而对夷狄之事有所放松。高祖当时致力于向南发展，没时间北伐。世宗遵循先帝遗志，对于柔然使者的到来，只接受他们的朝见而不回复。当时认为圣明的皇帝统治天下，国家富强、兵力强盛，对于与敌国交往的礼仪，有什么可害怕而不敢做的，又有什么需求而一定要去做呢！现在柔然虽然仰慕我们的德行而来，但也是想看看我们的强弱；如果让朝廷使者奉命到柔然王庭，与他们称兄道弟，恐怕不符合祖宗的本意。如果事情实在不得已，应该下诏书，向他们展示上下的礼仪规范，命令宰臣写信，向他们说明归顺的道理，观察他们的态度，再慢慢用恩威来决定如何对待他们，这样王者的体统就端正了。怎么能因为柔然等戎狄的势力有所变化，就马上损害国家的礼仪制度呢！”皇帝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张伦是张白泽的儿子。
三月辛未日，北魏灵寿武敬公于忠去世。
北魏南秦州的氐人反叛。朝廷派龙骧将军崔袭持符节去劝谕他们。
夏天四月丁酉日，北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去世，朝廷追赠他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封号为太上秦公，加赐九锡，用特殊的礼仪安葬他，赠送丧服和仪仗护卫，待遇极其优厚。又把太后母亲皇甫氏的灵柩迎来，与胡国珍合葬，称皇甫氏为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常山人张普惠认为，前代皇后的父亲没有称“太上”的，“太上”这个名号不能用于臣子，他到宫门前上疏陈述自己的看法，皇帝身边的人都不敢为他通报。正好胡家在挖墓穴时，下面有块大石头，张普惠于是秘密上表，认为：“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主，‘太上’这个称呼是因为有‘上’才产生的，皇太后称‘令’是延续皇帝的‘敕’以向下传达旨意，大概是遵循妇人三从的道理，就像周武王时的文母，能位列辅佐武王的十位贤能之人当中，现在司徒（胡国珍）称‘太上’，恐怕违背了延续皇帝敕令的本意。孔子说：‘一定要名正言顺啊！’最近选墓地定吉兆，却因为这块石头而改变占卜结果，这或许是天地神灵在以此发出重要警示，启发圣上的情思。希望能停止使用这个冒犯君上的名号，以祈求上天的福佑。”太后于是亲自到胡国珍的宅邸，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广泛讨论。王公大臣们都迎合太后的心意，争相诘问刁难张普惠；但张普惠随机应变，进行辨析，没人能让他屈服。太后派元叉向张普惠传达旨意说：“我这么做，是出于孝子的心意。你所陈述的，是忠臣的道理。各位大臣已经有了决议，你不能强行改变我的想法。以后你有什么见解，不要有顾虑，尽管说出来。”
太后为太上君建造寺庙，其壮丽程度与永宁寺相当。
尚书上奏要恢复征收百姓的绵麻税，张普惠上疏，认为：“高祖废除大斗，不用长尺，更改沉重的秤，是为了爱护百姓、减轻赋税。考虑到国家军队需要绵麻，所以在绢税上增加绵八两，在布税上增加麻十五斤，百姓因为称和尺减小，觉得减少的不止绵麻的价值，所以都乐意缴纳赋税。从那以后，所征收的绢布，逐渐又变得又长又宽，百姓哀怨之声，朝野都能听到。宰辅大臣不追究根源在于布幅加宽、长度增加，就急忙停止征收绵麻税。不久后尚书又因为国家用度不足，想再次征收。这是丢弃天下的大信，废弃自己已经施行的诏令，重蹈以前的错误，会被后世的史书批评。他们不想想库中有大量的麻，其实是群臣私自侵占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百姓缴纳的物品，有的一斤多出百铢，没听说有关部门依照法律去治州郡的罪；可要是稍微有点质量不好，就治户主的罪，还连累三长。所以库中的绢布，超过规定尺寸的很多，大臣们领取俸禄，人人都追求绢布又长又宽、厚实，不再有标准限制，也没听说有人因为绢布幅面有多余的尺寸，就要求还给官府的。现在想要恢复征收绵麻税，应当先统一称和尺，明确立下严格的禁令，不许再放任尺寸增加，让天下人知道皇上和太后爱护百姓、珍惜法律到这种程度，那么太和年间的好政策就能在神龟年间再次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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