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丁义珍的手机就响了。来电显示是老吴村的村医，一个平时连打电话都哆嗦的老实人。
接通后那边声音发颤：“丁县长……老吴没挺住，三点十七走的。”
丁义珍坐在床沿，没动，也没说话，只是把手机贴在耳边，听那头断断续续讲抢救过程：送到县医院时体温42度，肝肾全衰，抢救两个多小时，瞳孔散了。
他挂了电话，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里面是过去半个月他亲手整理的三份材料——《中暑登记名单》《气象数据汇总》《劳动强度评估表》。
每一页都有签名和时间戳，最后一张上还写着：“若无人干预，预计三日内将发生严重中暑事故。”
他盯着那句话看了两秒，合上袋子，套上外套就出门了。
车刚开出县委大院，就看见路上三五成群的村民往县城方向走，有的扛着花圈，有的抱着遗像，脚步不快，但方向一致。没人喊口号，也没人说话，可那股子压抑的劲儿，像一块烧红的铁压在空气里。
丁义珍把车停在老吴家门口。灵堂搭在院子里，白布挂得整整齐齐，老吴的遗孀跪在遗像前，哭得几乎背过气去。
几个亲戚劝都劝不住，只听她一遍遍念叨：“他走的时候还在说，路快通了……路快通了……”
丁义珍走进去，没说话，蹲下身，轻轻扶住女人的肩膀。她抬头看他一眼，眼泪哗地流下来。他从胸口掏出党徽，摘下来，别在她的孝布上。
围观的村民一下子静了。
有人低声说：“丁县长……你也在这儿。”
丁义珍点点头，站起来环顾一圈：“老吴是累死的。不是病，是被人逼着干到死的。”
人群嗡了一声。
他转身走出院子，上车直奔县政府。
还没到大门口，就看见围了黑压压一片人。传达室的玻璃已经被砸了，门卫缩在墙角，保安队在门口排成一排，手拉着手挡着。
有人拿喇叭喊：“李达康出来！还我们村支书一个说法！”
“我们不是来闹事的！我们要个公道！”
“丁县长来了！”不知道谁喊了一嗓子。
人群自动分开一条道。丁义珍走过去，站上台阶，双手一抬，声音不高但清楚：“老吴不该死。你们的愤怒，我替你们记下了。”
底下顿时炸了锅。哭的、喊的、拍大腿的都有。一个老头扯着嗓子喊：“丁县长，你是唯一发过防暑药的人！我们信你！”
旁边立刻有人打开手机，放录音：“……三天内采购防暑物资，每五公里设医疗点……”
是丁义珍五天前在卫生所开会时的讲话。
丁义珍没拦，任由录音一遍遍播放。他掏出手机，拨通钟正国秘书的号码。
“金山县出事了。”
“村书记中暑死了。”
“群众围了县政府。”
“请省里派人来。”
电话挂了。他把手机收起来，面对人群：“调查组三天内必到。”
人群一下子安静下来。几秒钟后，掌声像雷一样炸开。
李达康办公室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他坐在办公桌后，手机关机，座机拔了线。秘书站在门口不敢进，听见里面传来摔东西的声音。
“一群刁民！一群短视的蠢货！”
“路不通，全县经济就瘫了！他们懂什么？！”
“丁义珍这是要逼宫！他想当县长是不是？！”
他抄起桌上的茶杯砸向墙壁，瓷片四溅。
窗外，县政府大院已经被村民围得水泄不通。有人开始往门里扔花圈，还有人用白布写了“还命来”三个大字，挂在旗杆上。
派出所所长打电话请求支援，县公安局回复：“没有命令，不准出警。”
天黑前，丁义珍回到办公室，从保险柜里取出三份密封文件袋，分别写上“省纪委”“省交通厅”“协和医院”，贴好快递单，亲自送到邮局寄出。
晚上八点，县委值班室接到通知：市委副书记高育良率工作组，已从吕州出发，预计十点前抵达。市公安局局长祁同伟带队随行，负责现场维稳。
九点五十八分，两辆黑色轿车驶入县委大院。高育良下车时风尘仆仆，脸上的皱纹比平时深了一倍。
祁同伟紧随其后，警服笔挺，眼神扫过人群，手一直按在腰间。
丁义珍迎上去，没寒暄，直接递上一个文件袋：“老师，这是过去半个月的所有记录。我不是告状，是防止下一个老吴出现。”
高育良接过袋子，没急着打开，只看着他：“你早就有这些？”
“早就有。”丁义珍声音平稳，“没人看。”
高育良沉默了几秒，抬脚往接待室走。祁同伟跟上，路过丁义珍时低声道：“你这次，可真是把天捅了个窟窿。”
丁义珍没回头，只说：“窟窿早就有了，我只是掀开了盖子。”
接待室里，高育良坐下，打开文件袋，一页页翻看。
中暑名单、气象图、医疗记录、录音文字稿，甚至还有村民签字的证言材料，整整齐齐，分类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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