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11日，乌克兰基辅，灰色天穹低垂，工厂的烟囱像冬天冻僵的手指，直指阴沉的天际。冷风扫过第十二机械厂，吹起地上的锈铁碎屑，铁屑在空中旋转，像是被莫斯科发出的命令搅动了整个城市的空气。
车间大门“咣”地一声被推开，一个身穿灰呢军大衣的年轻人快步走入。他叫保尔·柯察金。
他步伐坚定，眼神带着某种无可动摇的热切。不是那种写进诗里的理想主义，而是一种实打实、带着汽油味的信念。作为第21平行宇宙中的保尔，他没有生病，没有在战争中失去健康。他的背笔挺，声音铿锵，像刚出炉的钢轨。他在前线干过，在铁路干过，现在，他是工人组织的骨干，更是基层党组织的骨头。
“今天早上，莫斯科来电，斯大林同志宣布五年计划正式开始。”他站上临时搭起的木台子，对着一百多名工人和基层干部说，“我们这里，是第一批试点。第十二机械厂将转型为拖拉机和铁路零部件联合厂，目标是在三年内完成重组。”
人群中一片寂静。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大家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加班、调拨、砍掉旧流程、学新技术、克服配件短缺、完成不可能的指标。有人嘴角抽动，有人低头抽烟。
但保尔继续说下去。
“我们是工人国家，我们不靠外国人施舍。我们要自己造机器，自己修铁路，自己种粮食，自己发电。苏维埃不是纸上谈兵，是我们一步步走出来的。”
这话说得不花哨，甚至带着点粗粝，但在人群中点燃了火。几个老工人点头，有个年轻人举手喊：“那我们先干什么？”
“先清点设备，拆除第二车间的老线，再上报配件需求。我已安排和哈尔科夫工厂对接第一批钢板和齿轮——我们不能等命令，我们得先干起来。”
工人们散去时，有人小声议论：“这小子是真信这玩意儿啊。”
“他信不信不重要，关键是他做事比谁都快。”
“听说他主动申请进培训班，准备带几个人去学习新式拖拉机的组装技术。”
“疯了吧，晚上还要上夜班。”
是的，保尔是疯了一点。在这个宇宙里，他不是坐在病床上写书的革命英雄，而是脚踏实地带人搬砖、焊接、开会、写报告的工程狂人。
当天晚上，他和几个基层干部窝在车间边的仓库里，用煤油灯开会。地上的图纸、材料清单和日程表堆了一地。保尔指着一张表说：“我们得从苏梅那边调来三十个焊工，基辅的不够用。我明天亲自去找地方党委协调。”
一个女工程师皱眉说：“你能调得动？苏梅那边也在重组。”
“调不动就挖人，我宁愿去他们厂门口蹲人，只要能把第一批样机赶出来。”
她盯着他看了两秒，笑了一下：“你真是铁人。”
保尔摇头：“不是我铁，是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不快一点干，下一代人就得吃土。”
他回到工人宿舍已经是凌晨三点，脚上沾着铁锈，脸上有煤灰。他用冷水洗了把脸，坐在床边，拿出随身笔记本。不是写小说的笔记本，是工厂计划笔记。第一页写着：
目标：
——在1930年第一季度完成联合厂机械更新
——完成100台小型农业拖拉机装配线
——建立三个操作培训小组
——在1931年前培训不少于200名熟练技工
——保证生产效率提高30%
他写下下一项计划：“明日去苏梅谈判人力调配。”
一行钢笔字划下去，浓黑而坚定。
窗外，基辅的夜已经沉下去了。可在第二十一平行宇宙里，钢铁的鼓点才刚敲响。
1929年10月12日清晨，天未亮，基辅郊区的工厂车库传来几声沉闷的咳嗽式轰鸣。一辆老旧的ГА3-A轿车终于从喉咙深处咆哮一声，蹒跚启动。车身斑驳，挡风玻璃有几处裂痕，车灯一亮一暗，但保尔·柯察金坐在驾驶座上毫不在意。
他带上笔记本、资料和一只铁皮饭盒。没有司机，没有护送，他只带了一把旧手枪和一点紧张得有些过期的干粮。这是一场“任务型”访问，不是仪式。他要去苏梅，和那里的总厂长谈调人——而不是去递交请愿书。
基辅到苏梅，两百公里出头，沿路坑坑洼洼，车轮咯吱作响。保尔手握方向盘，脸上刮着晨风，车里飘着汽油味和铁皮饭盒里的咸肉味。
中午时分，他到达苏梅。比起基辅，苏梅更像一座沉默的机器城。厂房林立，烟囱粗壮，街道却安静得像是连脚步都能惊醒钢铁。第七重型机械厂是城市的核心，围墙高大，铁门关闭。
保尔报上名字，不出几分钟，铁门打开。他被带进主办公楼，四楼尽头的会议室门一推开，迎面而来的，是一张熟悉却比记忆中老了许多的脸。
费奥多尔·朱赫来。曾经是他在前线的指导员，现在是这座庞大工厂的总负责人，穿着笔挺的军绿色工装，双手抱胸站在窗前。他回头看见保尔，眉头微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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