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碍于民情，也只能心不甘情不愿的帮他们擦了满是屎尿的屁股。
不过，擦归擦，有些东西是擦不干净的。
最后，接盘的依旧是奉公守法的平头百姓，你就是一裤衩，啥屎尿屁的，你都得接着。
如此这般的行径，无论是何时何地，都不敢由着这帮奸商的性子来。
而“天下财物，皆藏州郡”不好吗？
也是个不好界定一个好坏，世界上也没那么多非黑即白。
其中的关节，并不是豪民巨贾与官府争利，而是官僚集团之间的内部斗争。
这种内部斗争，将决定中央和地方如何切分“盐利”这块“大蛋糕”。
蔡京此法若实施，便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告诉你，“穷地之宝，以佐上用”，届时“九成以上的东南盐利尽归中央”。
这一刀切的实在是太狠了，那些个嚷嚷着“遵循”了“祖宗之法”，“利在州郡”的士大夫们，肯定是一千万个不愿意。
然，这“利在州郡”的士绅们，自然也包括了那“元符太后”的娘家——东平郡王的利益范围。
于是乎，还未到中午，那东平郡王一个《乞罢蔡京进御札子》便一下子捅到了奉华堂。
上言：“……天下财物皆藏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泽，於此见矣。”
这就是扛着宋太祖赵匡胤的棺材来背书啊！
不过，若那“香孩儿”在天有灵，也会瞪着个大眼，噙着眼泪，表示这他妈的就是摆我的冤枉啊！但凡他还能说一句话，早他妈的骂街了1
词都帮他想好了，“郡你爷个头！郡你娘个头！我想要！他们倒是得给我！”
然，疏中所言“凡说新法便民者，都是谄佞辈所为，实则害民非浅……应效祖宗三分之法，以民为本……”之字句，倒是让那，且在奉华堂躲清静的文青官家，掐了字恨恨的挠墙。
咦？为毛这小文青如此生气？
其实吧，也没啥，就是因这“三分法”的来由。
什么是三分法？
又是个说来话长的话题，都讲明白了，基本上我写的恶也不是什么小说了。
简单的说吧。
“三分法”始于唐宪宗李纯。
安史乱后，因藩镇割据，赋税收入中解送中央财政者日见短少。如此，中央财政便到了一个窘迫的境地。
为此, 唐宪宗诏令：
各地赋税收入一分为三：
其一上供，解送中央府库。
其二送使，解交节度观察使。
其三留州，由州县存留自用。
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上供、送使、留州”财分有三的“三分法”。
这种财政管理体系在宋初也是得以延续的。
其中“上供”与“留州”分别是交由中央的部分和各州县自留的用度。
这两者的构成比，在唐末及五代十国时期也不是个完全的相同。
而在宋，这两者比例的此消彼长，也成了中央与地方进行经济博弈的重要战场。
于是乎，“送使”税款的去留，便成了“三分法”中的重中之重。
因为，这个是有先例可循的，也是有现成的教训的。
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唐代各地节度使尾大不掉的局面，也开始形成。
正是因为这样的局面，最终导致各个节度使们，以各种名义，截留地方向中央输送的税赋。
这也就是“送使”之名的由来。
然，宋继唐制，这种逐渐衍化而成的积习，也不可救药的导致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为了防止这种地方劫夺中央财政收入的事件继续发生。
宋自开朝以来，朝廷就开始着手对地方税赋的调整。
但是，调整是调整了，但是也是个换汤不换药，调整的，连个新瓶子就懒得用了。
于是乎，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原先税收中的“送使”部分，该不流入中央还是不会流入中央，但是，却被地方的转运使们逐渐的掌控。
转运使之权虽归属于中央，不过，作为转运使官员的所有行政命令，却均与所在地方有关。其政绩好坏，也会跟地方的兴衰挂钩。
这就很难缠了。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朝廷派去地方的转运使，究竟是要倾向于地方？还是倾向于朝廷？那就得看他个人的心情了。
什么是好心情？
这事……诶……那就看谁给的好处多呗。
于是乎，便有了崇宁五年，曾布大殿上狂喊的那句“伏以四方财物，乾没差谬，漫不可知”所说的那本糊涂账，和“三司虽有审覆之名，不复省阅，但为空文”的窘境。
然，这“三分法”真的就是东平郡王札子中所言的“祖宗之法”麽？
那得看是谁的祖宗了！
反正赵匡胤没这样说过。
他的弟弟宋太宗也没这么说过。
至少，这哥俩在现有的历史记录里面，没见有记载说过这话。
历史上有记载的，是乾德年间 ,宋太祖以“虚外郡以实京师”的权宜手段和极端措施，打破了唐以来的“上供、送使、留州”三分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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