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娘舅家的表弟程之元（字德孺），孩童时期二人还经常还常与在一起玩耍。如今，这位在程家排行老六的表弟就要出任楚州知州了。
由于东坡的姐姐曾嫁程家老二程之才（字正辅），之后不幸病死，所以老苏公以为恨事，两家再无来往。后来，苏东坡却有意与表弟们关系有所缓和，所以在这次表弟要出知楚州时，苏东坡还作诗为之送行。
王廷老（伯扬）自南都过京师赴虢州任，侄子苏千之西归，鲜于侁自京东转运使被召为太常少卿另外游览了郑州的道者院，苏东坡均作了诗。
只是，东坡先生在朝廷中的诗作，被后世认为都格调平平，已无黄州时期“赤壁三咏”那般的神采飞扬了。
元佑元年（1086），四月初六，熙宁变法的始作俑者王安石老先生病逝。
王安石死前的一段时间，有人见他常在乡间独自骑驴闲行，“喃喃自语，有如狂人”。
他有写日记的习惯，先后竟写下七十多本，前几年听说司马光要当政，曾令侄子烧毁全部的日记。但他的侄子烧了些别的东西蒙混过关，而将日记藏了起来。
王安石死后几年，朝廷又下诏将这些日记上交，因为里面有着当权者的某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消息传来，苏东坡作了《王安石赠太傅制》，详述了王安石的一生功业。同日，王岩叟论给田募役法之十种弊端，苏东坡也参与详定役法的工作中。
苏东坡在御内的工作，仍是按部就班、没有新意的日常：
马默除为司农少卿，范子渊知兖州，陈绎知建昌军，王震知蔡州（今驻马店汝南县），鲁有开知洺州（今河北邯郸和邢台），李琮知吉州（今江西吉安），李定落龙图阁直学士，卫尉少卿陈侗知陕州，张诚一责左武卫将军，杨汲知黄州，崔台符知相州（今河南安阳），王孝先知濮州杨绘知徐州，赵卨（音卸）转朝议大夫，楚建中任户部侍郎，杜欣任卫尉少卿。
这些人的任命书都要由苏东坡书写并下发。
张耒来到京师，被任命为太学录。此前张耒曾给东坡先生写信求教过，苏东坡以改革当下趋于衰陋的文字相勉。
苏东坡给知郓州的滕元发致简，要他照应一下已经辞官归乡的孟震，一再交代老孟是位真君子。并趁王承议回郓之际，给滕元发捎信，向其举荐了董迁、董复溱兄弟的才学。
工作之余，苏东坡又向朝廷上了手札，讨论了招募与差充衙前之役的利害关系问题。尽管苏东坡自认为自己的观点有点偏激，但朝廷还是批准了他的请求，但给事中胡宗愈却封还了这件圣旨没有下发。
对于李定作为侍从官的任命，苏东坡与范百禄一致认为：
李定的老父亲已经八十九岁，理应归乡奉养但李定却不履行，另外此前李定的母亲亡故，李定连亲生母亲都不承认。如今别说加官，就应该勒令李定再为母亲服孝。
说完李定的事，苏东坡又上了《论桩管坊场役钱札子》与《论诸处色役轻重不同札子》，向朝廷谈论了所有坊场河渡钱的支配问题与各地劳役轻重不同的区别对待问题。
接下来，苏东坡与会同孙永、李常等二十七人，上了《议富弼配享状》。他们是根据《商书》以及《周官》的旧制，再根据英宗庙以功臣配享，采用神主袱庙的形式，以韩琦、曾公亮配享的先例，建议本朝的富弼配享神宗太庙。
东坡的依据是：
前朝的辅臣之中司徒赠太尉、谥号“文忠”的富弼，秉性正直，操术宏远，历事三朝，计安宗社，神宗皇帝曾对致仕后的他表示慰问，眷遇特高。他自身又行止端正，依道义为进退，爱君之心，至死不忘。让他配享神宗庙廷，实在相称。
与之相反的是，吕惠卿却因“元凶在位，民不奠居”被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据苏东坡所撰的制敕中，对吕惠卿是这样评价的：
命官吕惠卿，凭着升斗小才，以盗贼穿墙的伎俩对宰相阿谀奉承，以至于被擢拔为朝廷忠臣。
此人乐于制造灾难，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喜好谈论战事，嗜杀成性；把聚敛民财当作仁义，把玩弄法令看得如同诵读诗书。首倡青苗之法，继而推行助役之令，制定均输的政流，将自己当成了商贾。亲手酿成的灾祸，几乎连鸡鸭犬豕都不能幸免！
还有就是，吕惠卿贪污受贿，使江东一路受害最重。
到了重新启用之时，又妄言收复西北，开启了与夏国的祸端。随意提出新法的种类，扰乱了旧有的法度。极力举荐任用狂妄之辈，终于导致永乐城的惨败。
哲宗皇帝即位后，首先发出了安定边疆的诏令，吕惠卿又利用皇帝的号令，断章取义地进行自己的阴谋活动。这种大逆不道，自古以来实属罕见！
吕惠卿这个人，在御史台监狱等待审问之时，曾因手里攥有王安石的一些私人信件，而对王安石发出了最后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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