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这些信件都成给了皇上，控告王安石在皇上背后图谋不轨，因为确有几封信上明确写有“无令上知此一帖”的字样，这是吕惠卿早已准备好的以备敲诈之用的利器。神宗早已对王安石厌恶了，如今看到这些信，第一次对王安石动了怒。
王安石知道这是他的宝贝儿子王雱胡乱攻击吕惠卿的后果，当场痛骂了他的儿子。关于王安石这个儿子，有一个段子可以说明其德行：
有一次，当朝的理学大家程颢几个人都在王安石家里谈论政事。
王雱赤足散发，手执女装突然闯入，径直走到他的父亲身边，问他父亲正在说什么。王安石说：为父正在与程先生谈论新政，想不通为什么总会有大臣出面反对新政。王雱放肆地坐到正位上，竟大言不惭道：只要把富弼与韩琦的头砍下来就可以杀鸡儆猴，堵住那些歹人的口了！
这就是王雱的一些习气，据说他长大后，他的那些依靠王安石接济的叔伯们就再也花不到王安石一文钱了。
他的儿子绝不会想到吕惠卿还有这一手，深悔是自己太鲁莽了。当时的王雱心中越想越憋气，以至于背部长了一个恶疮，不久命绝。儿子王雱的死，令王安石彻底地厌恶了官场的险恶，最终动了请辞归隐的念头。
过了几日，苏东坡与邓润甫、胡宗愈、孙觉、范百禄荐朱长文为苏州州学教授，朝廷从请。朱长文字伯原，苏州吴人，筑室乐圃坊，人称乐圃先生。
湖州守吕希道与王琦分别来简，苏东坡一一作答，还给朋友们致简，想在阳羡再买些田地，原有的不足以祭祀之用。
七月初二，苏东坡再次上书乞罢详定役法，这次朝廷终于批准了。当苏东坡去见司马光陈述差役法的弊端时，司马光不悦。苏东坡的意思是，免役法中的弊端可以改去，但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无多取民钱，则亦足以利民。
苏东坡觉得司马君实之为人，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东坡顿时对当前的制度感到绝望，遂提请外任，远离朝廷上下的是是非非，没有得到朝廷的允许。
宰相曾巩的弟弟曾布（字子宣）想让苏东坡代为撰写一篇《塔记》，因为曾巩也是一个当朝知名的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也许是为了避嫌，曾布特意拜托苏东坡来写，东坡先生当然不敢怠慢。只是自己的职务屡次变更，况且才上任没多久，事乱如麻，整天忙于代写朝廷命官任职的旨意。以至于常常半夜才睡，五更即起，实在没有精力为之，于是就让曾布宽限自己一个月时间。
南丰曾氏为耕读世家。自曾布之祖父曾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19位进士。
进士中，致尧辈7人，其子曾易占辈6人，其孙曾巩辈6人，此外，曾巩之妹婿王安国、王补之、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
人们把生于建昌南丰的曾巩、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七人合称“南丰七曾”。
曾布这个人，为政勇于有为，王安石变法时期，曾布是积极参与者和主要推动者。宋夏战争时，曾布与章惇采用“浅攻挠耕”和“进筑”的方法，有效钳制了西夏的进攻。
纵观曾布一生，有功有过，在北宋后期党争中政治立场中立，也曾排挤同僚，打击政敌，但在维护新法中做出了一定贡献。
朝议大夫、直龙图、老朋友刘攽自从襄阳召还秘书省之后，近来却因为得病自请出知蔡州（今驻马店汝南县）。
苏东坡与胡宗愈、孙觉、范百禄等人共同写状上奏朝廷，列举了老刘的名闻一时、一身多才、文章精美、博学强记，处理起政事完善的就像是古代的循吏一般。并且在身处流连失所困顿颠沛之际，也是恪守道义而不改其节。
苏东坡等人认为，目前朝廷中的旧臣日渐衰老，新进人才却青黄不接，像刘攽这样的人才被外放实在是可惜。倒不如将他留在京师，可以恩赐他几个月的假期，其恢复身体后稍加任使，一定会取得过人的成效。
文与可之子、侄婿文务光去世，消息传来，苏东坡赶紧致简中江县知县程推官，让其转致亲家母文氏。
信中说，苏辙的妻子在听到文务光去世的消息也是悲痛万分，恐怕不久也会忧郁成疾。所以，近来将派长子苏迈回乡探视。
但却因苏迈要赴酸枣县尉之任，回乡的行程被迫取消了。
秦王政五年（前242）实行郡县制，以境内多棘，置酸枣县。治所在今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城西南。北宋政和七年 (1117) 酸枣县地处以黄河渡口，改称延津县，沿袭至今。
按照宋制，州倅及县令以下官员，一任三年。所以，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就是三年的任期，小苏在酸枣县人县尉也要一待三年。
对于此时的长子苏迈，东坡先生觉得虽没别的大能耐，但是自小还算才思敏捷，幼时所作的《林檎》诗即有“熟颗无风时自脱，半腮迎日斗先红。”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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