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和县的汤村，就是今天的杭州市余杭乔司。
北宋时，汤村（乔司）的食盐生产已具相当规模，外运靠牛车马车运输已不能满足，朝廷决定改为水运，从汤村（乔司）开凿一条河直达大运河，专门用来运送食盐。熙宁五年（1072）十月，身为杭州通判的苏轼就承担了这里的督开汤村运盐河的任务。
在汤村督役的过程中，苏轼发现当地提举盐事的官员为了开挖这条河，竟然强行差遣当地的千余民夫于雨中不间断地劳作。
这种工程本来就不是民事，偏偏要差遣民夫，加上秋收还未忙完，于此时服役就不免要耽误农事。况且河道里还有绵延数里的流沙，开挖起来效果极差，虽然苏轼百般建议，但是却无法阻止此事。
骑马到现场去督役的苏轼，看到民夫们就像鸭与猪一般泡在泥水里劳作不止，自己连下马的一片干地也找不到。
一方面苏轼感叹朝廷开挖运盐河的失当，另一方面又对此役妨碍了农事而感到揪心。
此时的苏轼，面对眼前的一切，无疑是怀疑人生的。他在诗中倾诉道，“居官不任事，萧散羡长卿。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
意思是说，如今的自己真心地羡慕居官而不任事的司马长卿，又因不早早地弃官归田而愧对自己的偶像陶渊明。面对此情此景，苏轼肯定心情很沉重，但官不由身，他能怎样?
当然，这首诗日后也成了“乌台诗案”的线索之一。
奉行办实事的苏轼，为了“督役”运盐河工程，就近找个地方过夜，遂夜宿水陆寺。这样就免得他杭州城里与汤村（乔司）两头跑，把功夫都耽误在路上。
水陆寺是离汤村（乔司）比较近又合适夜宿的地方，直到今天，杭州仍然有一条巷叫水陆寺巷，巷名因寺名而起，今天的水陆寺巷东起东清巷，西至新华路南段。
在盐官县督挖运盐河的间隙，苏轼偷闲游览了盐官县（今海宁市盐官镇）南边庆善寺的千佛阁与县治西北的安国寺悟空禅师塔，观看了悟空禅师塔前的古桧树。
这棵桧树乃唐时所植，枝干粗壮，颇有灵性，据说后世的宋徽宗曾下诏欲取之，当地官员只得以船泛海，欲将此桧树送抵汴京，结果连人带树均葬身大海，验证了此树已有灵性的事实。
苏轼还见到了当地寺僧饲养了二十余年的一只白鸡，白鸡这种家禽对于修道学佛之人来说，居住在山间最合适喂养，据传可以辟邪。而苏轼见到的这只白鸡，时常还会卧于寺僧的座旁听经，似乎也具有了一定的修行。
十月初十，杭州的士子中有九人被选往参加礼部的会试，知州陈襄在中和堂举行宴会为他们饯行。
在宴席中，陈知州勉励大家要像江河那样，为了目标而一去不返，还要像松柏那样不因季节的变化而改变志节。陈襄与诸位士子都先后赋诗并结集，苏轼在诗集前还作了序。
熙宁五年（1072）冬至这天，苏轼独自来到了吉祥寺。“何人更似苏夫子，不是花时肯独来”（《冬至日独游吉祥寺》），忧国忧民的苏轼，在新法的推行如火如荼之时，其心情想必不会是愉悦的。
心情极度郁闷之时，苏轼想到了他的家人。
虽然父母已逝，但家乡还有他的几位堂哥，于是就给二堂哥苏不疑去了封家信。
信上说，自己上个月已经让驿使往家里捎信，估计是快到了。如今自己在杭州通判任上，时事一天天紧迫，所到之处都是被新法弄得惶惶不安。
杭州旧称“乐都”，但现在自己却生活得捉襟见肘、事事寒酸，由于物价奇高，使得自己有限的俸禄平时只能勉强度日。
最为致命的是，自己待人接物十分的笨拙，随时都会得罪一些官场上的人，如果年终考察后被淘汰，那将是一件多么狼狈的事情（说明即是神一般存在的苏轼，也有自卑的时候）。
苏轼还说了因有公事，自己近期要到湖州去一段时间。
前面我们说了，苏轼在去汤村督役前，曾与孔文仲有过诗词唱和。如今，孔文仲的父亲孔延之（字长源）也因对盐法不满被罢越州任，经过杭州时，苏轼在有美堂设宴接待了老孔。
苏轼此次被派往湖州，是要去协助知州孙觉（字莘老）修筑松江的堤堰。
孙觉是苏轼一生的挚友，嘉佑相识，熙宁相知，元丰同患难，元佑表里相依。
二人友谊笃厚之缘由，主要在于相互仰慕、志趣相投与人事渊源。
孙觉，字莘老，江苏高邮人，北宋文学家、词人。
如果拿孙觉的名气和同时代的苏东坡相比，可能确实没有苏东坡那么大的影响力，但也决不是籍籍无名之辈。若是打开这位孙莘老的履历，也足够夺目了。
孙觉是胡瑗、陈襄的学生，这两个人都是北宋朝着名的思想家和理学名家，陈襄还是着名的“海滨四先生”之首，仁宗、神宗时期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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