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两天，也就是周三和周四，郑建国重新被卷入了日常工作的洪流中。
周三上午，他参加了局里关于上半年工作总结的冗长会议，听着各个科室汇报那些枯燥的数据和官样文章，他的思绪却好几次飘远。当分管城建的副局长在上面念着“……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项目保驾护航……”时，郑建国的脑海里浮现出的，却是老张那张布满褶皱和期盼的脸，以及王总在电话里那套圆滑得近乎油腻的说辞。
他一边在笔记本上记下会议要点，一边忍不住在想：保驾护航，到底保的是谁的驾，护的是谁的航？是这些给城市添砖加瓦的普通工人，还是那些财大气粗、精于算计的开发商？
他知道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像一根细小的刺，扎在了心上。
他一边处理着手头积压的文件——城西老旧小区改造的申请、北郊工业园区排污管道的整改报告——一边始终惦记着工人们的这个事。 这件事就像一根无形的线，牵着他的心神。每次电话铃响，他都会下意识地以为是老张打来的，担心是不是又出了什么变故。而每当在文件里看到“宏远集团”或者“城南项目”这几个字时，他的眉头都会不自觉地皱起来。
周四下午，离协调会只剩不到二十四小时了。送走最后一波来汇报工作的下属后，郑建国锁上了办公室的门，特意嘱咐外面的秘书，如果没有天大的急事，不要打扰他。
他从文件柜最下面一格，拖出一个沉重的、印着“城南棚户区改造项目”的蓝色文件夹。打开来，里面是厚厚一沓资料。他抽空，将相关的政策文件和项目审批资料，仔仔细细地又重新捋了一遍。
台灯的光晕在他面前投下一片安静的明亮。他戴上老花镜，手指捻着纸页，目光在那些密密麻麻的铅字上缓慢移动。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补偿方式……货币补偿金额……他用红笔在旁边画了个圈。
《市重点项目建设用地补偿安置办法》附件二……关于临时安置补助费的标准……他又用笔在下面划了一道重重的横线。
他的目的很明确，他是在为第二天的协调会寻找“弹药”。他想着开会的时候，要怎么帮那些可能说不清楚话的工人，把他们凌乱的诉求，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 比如，他们要求的“额外补偿”，到底有没有哪怕一点点的政策擦边球可以打？那个“产权车位”的承诺，在项目最初的规划公示里，有没有留下任何可以引申解释的蛛丝马迹？
他要把这些诉求，掰开揉碎了，一一对应到白纸黑字的政策规定上去。 只有这样，才能让开发商无从抵赖，也让自己的“协调”站得住脚。
看着眼前堆积如山的资料和自己做的笔记，郑建国摘下眼镜，揉了揉酸胀的鼻梁。他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和远处亮起的万家灯火，心里不禁泛起一阵无力感。
他很清楚，自己终究只是一个处在中间位置的普通干部，手里的权力是有限的。 他不是法官，不能直接判决；他更不是主管城建的市领导，无法用行政命令去逼着财大气粗的开发商，为一句口头承诺就多掏出几百万来。 强行施压，最后很可能落得个两头不讨好，甚至给自己惹上一身麻烦。
但是，他又无法坐视不理。
他能做的，也是必须做的，就是至少要保证，工人们那些写在合同里、法律里，该得的一分一毫，都能分毫不差地落到他们的口袋里。
决不能让宏远集团用那些花里胡哨的话术和法律陷阱，把这群老实人给忽悠了。
周五下午两点四十五分，距离约定的协调会还有一刻钟。
市局三号会议室里，郑建国已经提前到了。他让科室里跟着进来学习的年轻同事小刘，把窗户推开一道缝，让午后略带凉意的风吹散了房间里沉闷的空气。桌上，印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白色瓷杯已经沏好了热茶，袅袅的蒸汽在微光中升腾。郑建国坐在主位上，面前摊开着自己的笔记本，上面是他这两天准备的要点和相关的政策条款。他准备好了一切，只等着双方的到来。
没多久，门被轻轻敲响了。老张带着另外四个男人拘谨地走了进来。他们一共来了五个代表。 这几个人显然特意收拾过，身上都换了最干净的衣服，但常年劳作留下的痕迹——黝黑的皮肤、粗糙的双手、以及眼神里那份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局促——却无法掩饰。他们像一群误入瓷器店的壮牛，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生怕碰坏了什么。
“郑局……”老张看到郑建国，像是看到了主心骨，快步走上前来。
“来了，老张。别紧张，都坐吧。”郑建国温和地指了指会议桌的一侧，示意他们坐下。他能感觉到，他们紧绷的身体里，蕴藏着压抑已久的愤怒和最后一丝希望。
工人们落座后不久，会议室的门被“唰”地一下推开了，一股混杂着古龙水和皮革味道的气息涌了进来。开发商那边，王经理领着两个手下，踩着锃亮的皮鞋，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 王经理依旧是那身笔挺的西装，脸上挂着程式化的微笑；他身后跟着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年轻人，抱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神情精明，看起来像是法务或助理；还有一个年轻的女职员，手里捧着一沓文件，亦步亦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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