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宾馆聊到下午五点，王平宁站起身说，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上街去找晚上吃饭的地方吧，争取在饭桌上把你要办的事搞定。
我问王平宁请了几个客人，需不需要给他们准备礼品或者红包。
和地方干部打交道多了后，我发现不管求他们的，是他们职责范围内顺理成章的事，还是确实存在瑕疵，有违规嫌疑的事情，如果不请话事人吃喝，事情总是很难顺利办成，而且有时光请吃请喝还不行，还必须给他们意思意思。
被刁难过几回，吃了几次莫名其妙的亏后，我也学聪明了，再去政府部门办事时，手包里不但要装上足够的现金，还会再装几个空信封，随时准备根据需要，给这些信封装上或多或少的老人头，然后偷偷塞给该给的人。
我本不想这样下做，但却不得不这样干，事实上这招确实很灵，能让自己少跑很多冤枉路，能节省很多时间。
王平宁呵呵了两声，神态倨傲地说，别忘了哥们可是省府大院的处长，请地级市的部门领导吃饭，已经是给他们面子了，你要是再给他们发红包，以后让我怎么在这个圈子里混！
想着忙活了两个多月，把自己整的焦头烂额的事情，今天晚上要一锤子定音，我对王平宁说，自己对河阳不熟，这里档次最高的酒店是哪家，咱们就把请客的地方放在哪儿吧！
王平宁摇了摇头说，不用！吃饭喝酒是次要的，重点是吃完饭后面的活动，最好找个既有点档次，又能提供一条龙服务的地方。
每次和王平宁在一起，我都觉得自己像个啥也不懂的“土老帽”，就如他现在所说的“一条龙”服务，我就不明白是啥意思，于是不敢再乱建议，让王平宁自己看着办。
在河阳最繁华的街区遛达了一圈，王平宁最后带我进了一家名叫“第一楼”的大酒店。
“第一楼”名不虚传，高达二十多层，确实是河阳城区的第一高楼，外表看起来相当气派，天还没黑，楼体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已经闪烁得很吸睛，有西餐厅的、有咖啡馆的、有洗浴中心的，还有颜色特别夸张的KTV歌厅。
中餐厅在三楼，服务员带我们选好包厢后，送上装祯异常精美的菜谱，请我们点菜。王平宁却对服务员说，点菜不急，先把你们的大堂经理或者领班叫来，我有话要问。
王平宁站在包厢门口，在和西装革履的领班交头接耳，我无聊地翻看着手中的菜谱，忽然想到在自己出狱后那段最熬的日子里，亲口答应过娜莎，要送她一本绝对“举世无双”的笔记本，自己竟然把这么重要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
掰着手指头一算，我发现自己跟军哥和娜莎上次见面，还是在春节前，不知不觉好久没联系过了，心中不禁有些愧疚。
和北方公司合作，通过铁路向上海发运精煤的生意一直在做，但在洗煤厂运营正常后，我把这个业务交给了申小涛，让他按照正常的商务流程操作，该补签合同的补合同，该完善结算手续的完善手续，从此以后，没再问过具体情况，也没有给军哥娜莎打过电话，甚至过年时都忘了问候一声。
王平宁和领班嘀嘀咕咕了好一阵，回到餐桌前坐下，从手包里拿出手机准备打电话，却看到我双手捧着又厚又大的菜谱，两眼直勾勾的在发楞，伸腿踢了我一脚说，现在你可以点菜了，不过不确定能来几个捧场的，凉菜先别点的太多。
等王平宁打完报告酒店名称和房间号的电话后，我讪讪地问他，最近有没有跟军哥和娜莎聚过？
王平宁的神情有些黯然地说，春节期间，军哥夫人闹的很厉害，把公婆家和自己娘家闹得都没过好年，元宵节当天，军哥就送娜莎回莫斯科去了，直到上月底才从俄罗斯回到山北。
王平宁和赵军不但是发小，俩人父母家都住在省政府一号家属院，平时见面的机会多，联系也多。
我好奇地问，嫂夫人不是结婚前就知道军哥和娜莎的关系吗，而且明确表示过不介意，怎么就变卦了呢？离开了娜莎，不知道军哥的北方公司还能维持多长时间。
王平宁说，你记住了，宁肯相信世界上有鬼，也千万别相信女人嘴。军哥老婆去年夏天不是生了个儿子吗，人家现在是母凭子贵，自认为是老赵家的大功臣，骄傲得不得了，以前的旧账还不是想什么时间翻，就什么时间翻。
王平宁提供的情况让我十分担心。
赵军基本上是个公子爷，虽然把北方公司的大本营从省城搬到古城后，改变相当大，也开始脚踏实地做一些具体工作，比如亲自跑小煤窑落实煤源，低头哈腰求路局货运处的办事员，多给自己分配几节车皮，但始终不屑经手譬如算账、催款之类的琐碎事，北方公司的账和钱一直都是娜莎在管。
就赵军那种大而化之的性格，如果离开娜莎那个既忠诚可靠，又有能力，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手的助理，北方公司关门是迟早的事，而作为它现在几乎唯一的客户和合作伙伴，飞龙洗煤厂一定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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