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朝廷将黄河改回故道的诏命暂时收回并命人前去河北实地勘测和评估此项工程利弊时，苏轼知道自己又一次赢了。成功激活免役法以及成功叫停黄河重回故道的超级水利工程，在当时的宋朝能够将这两件事做成一件就足以耸动天下，可苏轼却是两件事都做成了。
一时间，本就红得发紫的苏轼怎可是一个志得意满就可以形容，可此时已经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苏轼在政治上早不是轻狂之辈。月盈则亏的道理他显然是懂得的，他深知自己现在每前进一步就意味着距离危险更近一步。或许直到此刻他才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曾经出自他笔下的那一千古名句的另一层深意，那句话叫做——高处不胜寒。
同样的一句话，苏轼当年只是以此写景，如今却是以此推心。然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相较于国家利益和百姓福祉，个人的得失荣辱实在是算不得什么。这是属于每一个以天下为己任之人的独有荣耀，但也是他们的悲哀之所在，苏轼也在这其中。
世间万物都免不了盛极必衰的法则，此时在个人声望和名望上都达到人生顶峰的苏轼当然也不能例外。只是谁都没想到他的猝然跌落竟然不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造成的，而是来自于千里之外的一场飞来横祸。
公元1088年12月，江宁府司理参军兼郓州州学教授周穜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疏，这里面没有别的诉求，只是奏请朝廷让王安石的灵位配享神宗庙庭。不曾想，此事立马在朝中一石激起千层浪，苏轼更是由此感觉自己脖子一阵发凉。
周穜是熙宁年间的进士，而在他考中进士之前王安石就对他备加赞赏，可以说王安石是他人生里对其有知遇之恩的第一个伯乐。考中进士之后，周穜被派往江宁府担任右司礼，此后便一直在江宁府为官。王安石致仕以后便在江宁隐居，周穜在此期间也一直以师礼事王安石，他甚至为此而放弃了外任为官的机会，一切就只为能够在王安石的身边聆听教诲。
苏轼几年前去往江宁拜会王安石的时候很有可能也跟周穜见过面，他对这个晚辈同样也是欣赏有加。在王安石病故之后，正是缘于苏轼的举荐才让周穜得以前往郓州担任州学教授。在此之后，周穜和苏轼也时常保持书信往来，二人由此交情日深。
或许是出于对王安石的感念之情以及对朝廷在王安石死后对其给予的礼遇颇有不满，为了报答王安石对自己的恩遇，周穜便在这时上疏请求追加对王安石的恩典，也就是我们上面所提到了让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
提到神宗皇帝，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肯定都会第一个就想到王安石，这对君臣几乎就是连为一体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让前宰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本是无可厚非，但问题就在于此时早已是反对新法的保守派在执政，周穜的这道奏疏无疑就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让一个反动派领袖的牌位出现在帝庙里并享受后世帝王的祭拜，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司马光都没有这种待遇，何况还是你王安石！
政治嗅觉极其灵敏的宋朝言官们就此发现突然间喜从天降。这个周穜此时竟敢跳出来说这种话无疑就是在主动找抽，他这样做不但会让王安石被“鞭尸”，他自己更是不会有好下场，顺带着当初对他有举荐之恩的苏轼也会因此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司马光的高徒刘安世就像是嗅到了血腥味的大白鲨立马兴奋得手舞足蹈，他紧急上疏弹劾周穜，其中有言：“周穜请求让已故宰相王安石配享先帝庙庭，此言一出整个朝野为之骇然。当年前宰相钱惟演因为擅议宗庙之罪被罢去宰相之职，周穜只是一个芝麻小官却也敢妄议先帝庙堂配享，此人明显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且包藏祸心之徒。区区一个州学教授竟然陵蔑公议妄论典礼，此罪实难可恕。倘若王安石有大功于社稷倒也罢了，可其执政期间毫无善政反而祸国殃民以至流毒至今，这样的一个人怎可配享先帝庙庭？臣恳请陛下对周穜施以重责以明好恶！”
当初出于对神宗皇帝最基本的敬重，也是出于司马光等保守派领袖对王安石本人的敬重，所以在王安石死后朝廷还是给予了他最起码的尊重，但他的名字在此时的宋朝依旧是一个不可贸然涉足的禁区。刘安世在弹劾周穜的奏疏里对王安石的那一番评价和定位也正是宋朝官方这一时期对王安石的定位和评价，这是一条任何人都不敢去触碰的红线，否则就是所谓的在与天下为敌。关于这一点，混迹官场的人都是心知肚明。
在刘安世的这道奏疏呈上之后，苏轼知道自己的危险也近了。人人都知道周穜是受了他的举荐才得以升官，他的政敌必然会借此对他发动攻击。与其坐等挨打不如主动出击（认错），于是苏轼也上疏弹劾周穜并请求朝廷对其施予惩戒。
我们通过苏轼的这道奏疏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无论何时政治斗争都是极其的残酷和无奈，强如苏轼也不得不在刘安世高高举起的这面红旗下低头，甚至是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说一些违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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