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王安石就好比当时的“反革命领袖”，苏轼在这个时候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必须站出来对王安石进行无情的批判，否则别说是那帮言官和政敌，就连高滔滔都很有可能由此对他“因爱生恨”，苏轼乃至于他的家小和亲朋可能也将从此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如果我们能够看懂这段历史、看懂苏轼接下来的所为，那么我们也就不会对后来的某些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事件感到疑惑。
苏轼在这道奏疏里这样说道：“ 近闻周穜上疏请以故相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按汉律，擅议宗庙者诛之，本朝立国以来帝庙配享之事连后继天子亦不能自专，周穜只是一疏远小臣却行此悖举，如不严惩置朝廷威仪何在？臣以为王安石生平所为其是非邪正早已中外具知，陛下和太后亦知，先帝也因为终识其人而将其外放以致终生永不复用。如今朝廷拨乱反正已有数年，王安石的党徒也相继被罢免斥退，新法一应被废，王安石所注经义及其佛老之学也被定论为异端邪说，如此天下方为大定。周穜此时妄议庙庭其心可诛其行不可恕，他这分明是在试探朝廷之意以图恢复王安石的学说。作为周穜的举荐人，臣识人不明以至此人行此谬举，今特上疏自劾，诚请陛下命有司治罪于臣妄举之罪以儆效尤。”
别的不说，我们单说苏轼在这里对王安石的一番评议，我们不禁要问：这还是当初不吝赞誉之词为王安石撰写追赠太傅制书的那个苏轼吗？可是，苏轼此时还敢再说王安石一句好吗？为了在这个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下继续生存下去，他是不得不如此，而这就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最基本的素养。说难听点，这是他们所必备的嘴脸，说好听点，这是一种能屈能伸的大丈夫精神。
海瑞这种万民称颂的清官和好官为什么在官场混不下去？为什么所有官员都对其敬而远之？为什么所有人都希望他永远活在远方而不是自己的身边？为什么他这种人永远不可能成为宰辅重臣？还是那句话，做人和做事不可一概而论。诚然，一生刚直不阿从不知道拐弯的人最后也能位居宰辅的例外情况也是有的，遗憾的是海瑞并不在那凤毛麟角的例外之人当中，伟大如苏轼者也得在现实面前低下他这颗无比高傲的头颅。
如果单看苏轼的这份奏疏，我们无疑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卑鄙小人。他不但严重贬低王安石及其在政治和学术上的成就，更是睁眼说瞎话把王安石的主动归隐说成是神宗对他的永不复用，再联想到他当初与王安石的金陵之会以及王安石死后他的那一番追怀和感念，一个言行反复的可耻小人的嘴脸就此跃然纸上。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份奏疏是出自何种环境和背景就会对此另有一番解读和认知。
口是心非通常被视为一个贬义词，这个词如果放在这时候的苏轼身上却又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更让苏轼感到不安的是，即使他都这样表忠心了却还是被人质疑他到底是属于哪个阵营的人？ 你苏轼主动认错并申领罚单，可对面那人却不动声色甚至都不拿正眼瞧你，这说明了什么？这只能说明对方认为你对错误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你还得另有表示才行。
苏轼不得已只能再又上了一道奏疏，他在这里面把自己的错误和认识再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次他不但加大了对王安石的批判力度，而且还把蔡确、吕惠卿、李定、李宪等所有变法派大臣统统再又拖出来暴打了一顿。这还没完，在变法期间被保守派着重攻击的青苗法、市易法等法令也被苏轼拿出来大加批判。最后，苏轼建议一定要对周穜予以严惩并以此断绝变法派余孽的所有痴心妄想，否则诸如吕惠卿之辈就一定会以为自己再又可以蠢蠢欲动乃至在不久之后再又兴风作浪。
只是这些当然还不够，苏轼还得进行深刻的认错。他再次申请对自己进行重责，如果朝廷不处罚他或者是对他从轻发落都是在以私废法，而他也不会因此而暗自窃喜，反而会如在闹市被当众鞭打一般愧不自胜，而且也会因此而无颜存活于世。
如此这般深刻反省之后，苏轼总算是把自己再次塑造成为了一个铁杆的保守派领袖人物。高滔滔和宋朝的两府大臣也就此松了口气：看来这苏轼同志还是没有变色的，既然如此，那就还是给他一次继续为国效力的机会。至于对苏轼的惩罚也就免了，但这个周穜显然是不能免罪的。
此事最后终以周穜被罢职留籍而告终。也就是说周穜的官籍还在，但现在要暂时性地让他戴罪反省一番，以后再观其表现决定让他何时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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