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么一番解释后，相信大家能够明白吕惠卿此举有多么的卑劣和险恶了吧！
好在赵顼没有掉进坑里去，他起初也觉得给王安石加封个节度使没什么不可以的，可再仔细一看其中的文字，赵顼猛然惊出一身冷汗。他的耳边顿时一阵轰鸣，当他再用惊异的目光望向吕惠卿时，只见吕惠卿正一脸镇定地看着他。刹那间，赵顼只觉得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
赵顼搞不懂吕惠卿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种事在官场上往往只有政敌之间才会发生，可你吕惠卿是王安石的信徒和学生，也是深受王安石的栽培和提拔之恩，你怎么会如此地对待你的恩师呢？尽管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可赵顼还是想亲耳听到吕惠卿针对此事的解释。
赵顼问道：“爱卿你也知道王安石被罢相并不是因为他有罪，朕是体谅他的辛苦才让他到江南去做江宁知府，这顺便也是让他调养一下身子，你这里的特赦复官又是从何说起啊？”
吕惠卿这时候就像是一个半夜里正在偷东西的贼，突然间灯亮了，而他发现此时房主人正在死死地盯着他，他就此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经由此事，吕惠卿也坐实了“叛徒”的骂名，而且他这个叛徒比起曾布来说简直是让人憎恶一万倍。曾布说到底只是在说市易法的不是，而且他指出的问题也确实存在，可曾布并没有攻击新法的其他法令，后来司马光执政时曾试图把曾布树立为一个“改邪归正”的模范人物，可曾布宁可贬官也绝不攻击新法，他对王安石本人也是一直以变法派领袖来加以尊崇。从这一点上来说，吕惠卿其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变法派“叛徒”。
领袖从来都只有一个，后来者皆只能以信徒自居，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则，但吕惠卿却在挑战和破坏这个规则。如此，他的下场可想而知。
不过，吕惠卿并未因为此事而就此失势，神宗虽然发现了他的小人尾巴，但却并未对其施予惩戒，吕惠卿也就坡下驴把这说成是一个笔误。可是，神宗皇帝可不傻，从这以后他对吕惠卿可是格外地留了一个心眼。当然，由于此事当时几乎只有神宗和吕惠卿两个人知道，所以吕惠卿的“叛徒”之名这时候还没叫响，可悲哀的地方就在这里，吕惠卿非但没有因为自己在神宗面前现了原形而有所收敛，反而还继续地想方设法要给王安石来点足以致命的阴招，比如说利用郑侠一案将王安国贬为平民继而想以此累及王安石。这些都不算完，吕惠卿不久之后还有更大胆的动作，凡此种种都只为让王安石身败名裂，这些我们到时候再说。
我们现在要知道的就是吕惠卿此时的权势和声望以及他的丧心病狂有多么的令人窒息。说到权势，他是如今朝堂之上的第一人（虽然在名义上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宰相韩绛在顶着），而且凡是他想收拾的人一个也别想逃出他的鬼门关。至于声望，如此权势熏天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人趁机附会？比如说御史中丞邓绾，王安石走了以后他就粘紧了吕惠卿，顺带着整个御史台都唯吕惠卿马首是瞻，另一个人则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此时担任三司使的章惇。当然，作为未来大宋朝堂的第一人，章惇不像邓绾等人那样不注意吃相，可此时他和吕惠卿的确是在同一条船上。总而言之，吕惠卿通过施展自己的一系列手段确立了他“权臣”的地位。
关于吕惠卿的“丧心病狂”其实并非是单指他对王安石的背叛，而是他在出任参知政事后的第三个月推出了一项新的法令并在全国推行，这就是宋朝版的“首实法”。
首实法又称手实法，这是唐朝时所创立和施行的一项用以征收税赋的法令。简单说就是朝廷让老百姓自行申报自己的财产，然后官府根据每户的资产来制定征税的数额。宋朝这时候正在施行免役法，而这个免役法是按户口等级来取税的，但这里面遇到了一个问题：为了尽可能少缴钱，很多人就故意隐瞒自己的家产或是少报或漏报家产，如此就可以降低自己的户口等级以达到少缴税的目的。
针对民间出现的这个问题，吕惠卿的另一个弟弟、时任曲阳县尉的吕和卿就给他的兄长献上了一策。具体的办法就是由官方制定出各种财物和家禽牲畜的价值（比如说一间茅草屋、一亩地、一把锄头乃至是一只母鸡值多少钱都做了明文规定），然后每户以这个为标准来申报自己的财产并以此划定各自的户口等级。
这样一来，每家每户有多少资产可谓是被官府给吃得透透的，但这还不是什么令人感到震惊的事。为了确保所有人都能如实申报财产，吕惠卿在此基础上还制定了一个鼓励百姓相互监督的规定：凡有能举报他人故意隐瞒或漏报财产者，以被举报人所隐匿财产总价值的三分之一作为奖赏。
此令一出，天下为之汹汹，有挑大拇指的，也有破口大骂的。如果只是从国家财政和赋税的角度上来说，这个法令确实是一项良法，这能让那些“偷税漏税”的人再无空子可钻，更能让他们夜不能寐。但是，任何一项事物我们都得综合去考量，这个法令的最大弊端就是“伤风俗”，也就是它必然会引发告密之风从而让宋朝的社会风气大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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