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琪接过钱，从中数出一百元：“你就别走了，眼看中午了，在这吃饭。您呢，把这一百元带着，出门在外，身上可不能没有钱哪！”
经过再三推辞，高阳无奈，只好收下五十元钱，说：“这五十元钱就够我用了，你们生活也太艰难了！”
吴琪坚持让高阳吃了午饭再走。
高阳知道吴琪是诚恳地留他吃饭，他怎么能在这里吃饭哪，雪吟回来说明了情况，吴琪是不会收他的钱的，就坚决地说：
“我必须得走，已经买好了汽车票。”
高阳回到自己的住处，回想着这惊心动魄的一上午：被打，医院两个大夫的议论、白雪吟的一家……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呢？建国以来，我们党可以说是熬费苦心、想方设法要提高国民素质，培育良好的道德风尚，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建国初期的扫肓运动，乃至后来的学雷锋，焦裕录，扶老携幼……怎么仅仅就这么二三年，这一切就几乎丧失殆尽了呢？真是令人痛心啊！全国有那么多的干部，知识分子，怎么一下子全都成了敌人了？最可靠的反倒是一些不学无术或者是涉世不深尚不太谙世故的青年学生了？甚至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别有用心的人也都有了可乘之机呀！
高阳休息了一会儿，他想，不能再这样了解情况了，不能这样做无谓的牺牲了。
下午一点，高阳到邮局往省革委会办公室挂了个长途电话，他让办公室主任给蓉阳县革命委员会领导打电话，说高阳已经到了蓉阳县，住在西街曙光旅社。之后他回到在西街西北角的曙光旅社。
下午两点刚过，县里的三辆吉普车来到曙光旅社，头一个车下来的是县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第二个车是空车，第三个车下来四名公安干部。
曙光旅社经理可是土地接城隍——慌了神了，县里这些有头有脸的怎么都光顾了这县社开办的条件很差的小旅社呀？
这些人来到住宿登记处，其中一位问：“这里住着一位叫高阳的人吧？”
那位曙光旅社的经理以为是来抓人的，有意显示自己的聪明和判断，说：“是，是有位叫高阳的，让革命小将打得鼻青脸肿，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正想向你们举报呢！这不，你们就来了！”
那位县革委领导上去就给这位经理一拳：“满嘴喷粪，诬蔑革命干部！”
这位经理被打呆了，愣愣的不敢再言声。
一位公安告诉这位经理：“高阳是我们省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可是大干部啊，不许再乱讲了。”
高阳听到外边吵吵嚷嚷的，他提着一个草绿色的旧军用包走出来，自我介绍说：“我是高阳。你们是县革委的吧？”
大家都簇拥过来，抢着接过高阳手中草绿色的旧军用包，赶紧把高阳让到车上，一溜烟似的跑向县政府。
最后一辆车坐着县革委主任、副主任。革委主任原是组织部的一位普通干部，后来成了机关红派头头，他对副主任说：
“看起来高主任被打得不轻，听那个经理讲是被革命小将打的，哪的小将呢？这可是个反革命事件啊，你一会儿安排人到各学校去调查一下。”他思索一下，又说“凡参与打高阳副主任的通知单位革委会先就地看管起来听候处理。”
整个下午，高阳听县革委会汇报，又分别与县委县政府各派团头头谈话，了解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第二天，县革委主任等陪同高阳到蓉阳县一中检查工作。
高阳先让学校负责人把全校教职工和学生团派头头集中起来。听了他们对复课闹革命的意见之后。
他讲：“‘要复课闹革命’。我们每位教职员同志必须遵照这一指示，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着眼于未来，上好每一节文化课，这是教师的责任所系，祖国的命运所系，绝不能掉以轻心。学校的管理工作，服务工作必须搞上去。你们看看那学生食堂，成了什么样子？老百姓提点意见，非但不接受，还大打出手。”
坐在旁边的县革委主任低声说：“高副主任，打人的这些人都被看管起来了。”
高阳停止了讲话，斩钉截铁的说：“立即放人，让他们来参加这个会。”
十几分钟，沈默久、国文革、康敬生还有十几个学生来到会议室。
县革委主任说：“你们真是胆大妄为，把我们刚成立的省红色政权副主任高阳同志给打成这个样子，以反革命论罪判你们十年八年不为过。”
高阳拦住这位县革委主任的话说：“现在若是把你们这种随意侵犯人权的人都绳之以法，恐怕监狱无法容下了呀。你们学校的‘当权派’、‘牛鬼蛇神’，哪个没挨打呀？哪个没有受到摧残啊？有些地方还打死了人！这是草菅人命啊！要知道，他们都是有公民权的人，就是在监狱中对那些罪大恶极的犯人也是不准打的。战争年代，我们共产党还要讲优待俘虏呢，更何况这些被批审的人还都没有做最后的组织定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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