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基础上，忽必烈仿照金制设立“中书省”，作为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长官为左右丞相（例由蒙古、色目人担任），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具体事务。《元典章·职官》载：“中书主民，总领百司，秩尊望重，为天子喉舌。”中书省的设立，标志着元朝从“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的转型——皇帝通过中书省直接控制地方，彻底改变了蒙古“诸王分封、各自为政”的旧俗。
为制衡中书省的权力，忽必烈还设立了枢密院（最高军事机构）与御史台（监察机构）。枢密院长官由皇帝亲信的蒙古人担任，负责全国军事调度；御史台则纠察百官，“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之”（《元史·百官志》）。这种“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的格局，既避免了蒙古旧俗中“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又防止了汉法中“相权过大”的风险，成为元朝中央集权的核心框架。
2.2 地方治理：行省制度的诞生与定型
元朝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元史·地理志》），传统的“郡县制”或“分封制”均无法有效管理如此广袤的领土。忽必烈在灭宋过程中，逐步探索出“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的解决方案。
行省最初是“行中书省”的简称，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管理地方。1273年，元廷设立“荆湖等路行中书省”，总管荆襄、湖广地区；1276年灭宋后，又设立“江浙等路行中书省”“江西等路行中书省”等。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元廷颁布《行省条画》，将行省制度化：“行中书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中书省）为表里。”（《元典章·职官》）至此，行省从临时派遣机构发展为常设的地方最高行政单位。
行省的职能极为广泛：“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元史·百官志》），但受中央严格节制。例如，行省长官平章政事（二人）需定期向中书省奏报政务；重大军事行动必须“申覆”（报请批准）；财政税收需按中央规定上解，不得擅自征收。这种“集权于中央，灵活于地方”的模式，被《明史·地理志》誉为“中国省制的开端”——明朝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省”的名称与职能基本保留；清朝则在行省基础上增设巡抚、总督，形成“省—道—府—县”的四级行政体系，延续至今。
对于边疆地区，元廷采取“因俗而治”的灵活策略。例如，西藏地区设“宣政院辖地”，由帝师（藏传佛教领袖）直辖，通过“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万户府”等机构管理；云南行省则“置郡县，设土官”（任命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为地方官），既维护中央权威，又尊重地方习俗；岭北行省（管辖蒙古高原）则以“军管”为主，保留蒙古传统的“千户制”，确保游牧经济的稳定。
2.3 法律体系：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跨越
蒙古灭宋前，法律体系以“习惯法”为主，即《大扎撒》（蒙古语“大法令”）。《大扎撒》规定“同罪异罚”：蒙古人犯罪由“断事官”（蒙古贵族）裁决，汉人犯罪则适用严酷的“鞑靼法”（如“汉人盗马者死”）。这种法律体系在草原上可行，却严重激化了蒙汉矛盾——《元史·世祖纪》载：“世祖初立，民多失业，而用法严急，民不聊生。”
为缓和社会矛盾，元廷开始编纂系统的成文法典。1291年，元世祖命何荣祖“以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十事缉为一书”，命名为《至元新格》，这是元朝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但《至元新格》内容较为简略，无法满足实际需求。1323年，元英宗命大臣汇编历代诏令、判例，颁布《大元通制》。《大元通制·序》称：“采历代之成规，酌时宜之可行，以为一代之定制。”该法典以《唐律疏议》为蓝本，融合蒙古习惯法，规定“诸犯罪者，依例断之”（《大元通制·名例》），统一了全国的法律标准。
此外，元廷还编纂《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收录元世祖至英宗时期的诏令、判例，作为《大元通制》的补充。《元典章》不仅记录了法律条文，还保留了大量社会史资料（如赋税、户籍、宗教），被后世誉为“元代社会的百科全书”。
2.4 选官制度：科举的复兴与“吏员入仕”的平衡
蒙古灭宋后曾废科举（1275年），理由是“汉人无补于国”（《元史·选举志》）。但随着统治的稳固，忽必烈意识到“得人心者得天下”，于1315年（元仁宗延佑二年）重启科举。然而，元廷对科举的限制极为严格：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经义、策问皆本于朱子”）；录取名额极少（每科仅录取百余人）；且“蒙古、色目人考两场，汉人、南人考三场”（《元史·选举志》）；录取后“蒙古、色目人授从六品，汉人、南人授正七品”（《元典章·选举》）。这种“不公平”的科举，本质上是为了“笼络士心”而非“唯才是举”——元仁宗曾直言：“朕设科举，非为取士，不过收汉人之望耳。”（《草木子·杂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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