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胜利虽巩固了忽必烈的汗位，却暴露了蒙古帝国的深层危机：漠北贵族（旧俗派）不满其“重用汉人、推行汉法”，多次策划叛乱；四大汗国（金帐、察合台、窝阔台、伊利）也逐渐脱离控制——金帐汗国（俄罗斯地区）因宗教差异（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与元廷交恶；察合台汗国（中亚）因汗位继承问题与元廷兵戎相见；伊利汗国（西亚）虽名义上尊奉元帝，但实际独立。
面对内外压力，忽必烈意识到：仅靠“蒙古大汗”的身份已无法维系统治，必须构建一个新的“政治符号”来整合多元族群。这一符号，便是“大元”国号。
二、 建元大元：从“大蒙古国”到“大元王朝”
2.1 “元”的政治密码：《易经》与天命的融合
1271年，忽必烈正式颁布《建国号诏》，宣布“建国号曰大元”。这一国号的来源，直接取自《易经·乾卦》的彖辞：“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周易·乾传》）“元”在《易经》中代表“初始”“根本”，既呼应汉文化中“天命所归”的正统观，又暗含“新开端”的政治寓意——它标志着蒙古帝国从“草原军事联盟”转型为“华夏正统王朝”。
选择“元”而非其他名称（如“大蒙古”“大朝”），体现了忽必烈的政治智慧：
- 文化认同：“元”是汉文化中的“吉字”，符合中原士绅对“圣君”的期待；
- 历史传承：汉唐以降，“元”常被用作“初始”“盛大”的代称（如“元嘉”“元和”），易引发“正统延续”的联想；
- 政治象征：“元”超越了单一民族的界限，可涵盖蒙古、汉、色目等多元族群，契合“大一统”的治理需求。
2.2 制度转型：从“草原共主”到“中央集权”
“大元”的建立，不仅是国号的变更，更是一套全新政治制度的诞生。忽必烈以中原王朝为模板，构建了一套“二元融合”的治理体系：
（1）中央官制：中书省与行省的设立
1263年，忽必烈设“中书省”（简称“中书”）总领全国政务，其长官“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实际权力由左右丞相掌握。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管具体事务。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1271年又设“行中书省”（简称“行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后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单位（今“省”的雏形）。
（2）法律体系：《至元新格》的颁布
1271年，忽必烈命刘秉忠、许衡等人修订法律，颁布《至元新格》，这是元朝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其内容以“汉法”为主，兼顾蒙古旧俗，规定“诸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元史·刑法志一》），同时保留“蒙古人犯罪由特殊法庭审理”的特权。
（3）军事制度：怯薛军与侍卫亲军的并存
蒙古传统的“怯薛军”（禁卫军，由贵族子弟组成）被保留，作为皇帝的贴身护卫；同时，忽必烈仿照中原制度设立“侍卫亲军”，分左、右、中、前、后五卫，由汉军、色目人组成，负责京城防卫。这种“双轨制”既维护了蒙古贵族的特权，又强化了中央对军事的控制。
2.3 文化整合：从“华夷之辨”到“天下一家”
忽必烈的“建元”，本质上是一场“文化重构”运动。他试图通过“尊儒重道”消解中原士绅的抵触，同时以“蒙古传统”安抚草原贵族：
- 尊儒：1263年，忽必烈在大都设立“国子学”，招收蒙古、汉人子弟学习儒家经典；1274年，命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推行“汉法教育”；他还亲自祭祀孔子，追封孟子为“邹国公”，将儒家思想纳入官方意识形态。
- 祭天：1271年，忽必烈在新建的“太庙”中举行祭祖仪式，同时保留蒙古传统的“洒马奶子”祭天习俗；1279年灭南宋后，他亲赴大都南郊祭天，“用汉礼，以彰正统”（《元史·祭祀志》）。
- 修史：1271年，忽必烈命王鹗监修《蒙古秘史》（记录蒙古起源的史诗），同时命脱脱主持编修《宋史》《辽史》《金史》，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进三史表》），打破了“华夷之辨”的传统史观。
三、 君临天下：元朝的疆域与治理
3.1 军事征服的巅峰：从灭宋到四夷归附
“大元”的建立，最终以军事征服完成了“大一统”。1273年，元军攻破南宋襄阳（今湖北襄阳），打开了长江防线的大门；1276年，元军占领临安（今浙江杭州），俘虏宋恭帝；1279年，元将张弘范在崖山（今广东新会）海战中击败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负幼帝赵昺投海，南宋灭亡。至此，自唐末以来分裂近四百年的中国，重新实现了统一。
除中原外，忽必烈的“天命”还延伸至边疆与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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