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是在沃尔科夫家拍的，1987年11月。”伊万诺夫的心脏猛地一跳，“日期对上了。火灾发生在1987年11月3日左右。照片很可能拍摄于火灾前后，甚至可能记录了火灾原因或涉及的人员。”
“所以，胶卷里的内容，可能就是这张，或这批照片的底片？或者与照片相关的重要文件？”安德烈推理道，“死者彼得罗夫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涉及沃尔科夫家族火灾的秘密，可能牵涉到某些人物，于是用微缩胶卷保存下来。凶手或许受雇于那些想掩盖秘密的人，前来夺取胶卷并灭口。”
“还有一个问题，”伊万诺夫指出，“凶手既然拿到了胶卷，为什么还要冒险撕走相册里的实体照片？除非他不能确定胶卷是否完全复制了关键信息，或者，相册里的照片本身就有胶卷没有的细节，比如背面留言，或者，他需要确认死者没有其他副本。”
他们立刻调查沃尔科夫家族的现状。这个家族如今只剩一位成员住在莫斯科——沃尔科夫，五十八岁，经营着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名声不错，没有犯罪记录。但进一步深挖发现，沃尔科夫的贸易公司，近三年与几家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往来密切，其中一家企业的顾问委员会成员里，赫然出现了谢尔盖·索科洛夫的姐夫的名字。
关系网开始闭合。
现在需要决定性的证据。安德烈申请了对谢尔盖·索科洛夫的住所进行秘密侦查的许可，基于假发购买线索和与死者的关联，同时协调莫斯科同事监视其行动。
伊万诺夫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凶手是索科洛夫，他刚刚犯下命案，拿到了想要的东西，但现场留下了纤维证据，尽管他可能还不知道，他现在会做什么？”
“他会紧张，会想尽快处理掉所有可能牵连自己的东西。”
安德烈回答，“假发、作案时的衣服、手套还有，他可能会查看甚至销毁胶卷内容。”
“胶卷需要特殊设备阅读。”
伊万诺夫说，“档案馆有这种设备，但他不敢用。他可能会找私人渠道，或自己购买简易设备，他做过档案工作，知道哪里能弄到。”
通过监视，他们发现索科洛夫在案发后的行为确实异常，他请了病假，但并未在家休息，而是多次前往莫斯科城南的一个旧货市场，那里以出售各种稀奇古怪的旧器材闻名，便衣警察发现他似乎在寻找某种老式的显微阅读器部件。
与此同时，对索科洛夫住所外围垃圾的检查有了收获：在一个丢弃的快餐袋里，发现了被剪碎后浸泡过漂白剂的深蓝色棉布碎片，经初步检验，与案发现场门槛处发现的极微量蓝色棉纤维成分一致。这是他试图销毁作案衣物留下的痕迹。
时机成熟。在索科洛夫终于从旧货市场凑齐了一套简易显微阅读设备，并在一处租用的偏僻小仓库里试图查看胶卷内容时，警察破门而入。
人赃并获。
仓库的小桌子上，放着那个微缩胶卷，以及已经被拼接还原出部分内容的阅读屏幕。屏幕上显示的是几份陈旧文件的照片，内容涉及1987年沃尔科夫家族火灾的虚假保险索赔，以及当时地方官员受贿掩盖事故真相的记录。其中提到了现今几位颇有地位的人物。相册里被撕掉的那张实体照片，也在这里——照片上是年轻的沃尔科夫和另外两人，其中一人正是如今某位官员的父亲站在沃尔科夫祖宅前的合影，日期正是火灾前一天，照片背面有死者的笔迹，记录了几句看似平常、实则暗指纵火阴谋的对话。
面对证据，索科洛夫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他供认，是沃尔科夫找到他，许以重金，并利用他早年一次轻微违规操作相威胁，逼迫他设法从正在整理相关档案的彼得罗夫那里，找到并销毁所有关于那场火灾的原始记录。然而死者似乎察觉到了危险，将最关键的部分制成微缩胶卷藏匿，索科洛夫不得不铤而走险。他承认自己极度紧张，杀人后清理现场时手都在抖，假发纤维可能是在低头擦拭壁炉边一处血点时不小心挂掉的。他确实想找回那个可能暴露情报传递方式的金属筒，但没有找到，以为掉进了壁炉烧毁了，便移动了油画检查后面，没想到反而让纤维暴露，沃尔科夫随后被捕。
法院门口，安德烈从背包里拿出两个三明治，递了一个给伊万诺夫。
“如果你是我同事，你就是头功。”安德烈咬了一口三明治，含糊不清地说。
伊万诺夫摇摇头：
“我只是帮你注意到了你原本也会注意到的东西。你只是太累了。”
“也许吧。”
安德烈叹了口气，靠着墙壁：
“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即使我们找到凶手，以现在的法律，如果他能请到好律师，表现出悔意，可能连无期都判不了，更别说死刑了。”
伊万诺夫咀嚼着三明治，没有说话。这个问题他太熟悉了——在他的时代，在他的世界里，他见过太多罪犯利用法律漏洞逃脱应有惩罚。那些夜晚，他独自在办公室加班，看着卷宗上那些受害者照片时的无力感，此刻异常清晰地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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