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迟从游于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暮春时节，曲阜城外的舞雩台下，春风拂过草木，泛起层层绿意。樊迟紧随孔子左右，漫步于这片曾见证鲁国祈雨盛典的圣地，心中积郁的困惑终化为一句恳切的追问：“敢问崇德、修慝、辨惑。” 这三问，并非樊迟一时兴起的随口之语，而是春秋末期士阶层在礼崩乐坏的社会洪流中，对自我修己、安身立命的深层求索。崇德，即提升德行修养；修慝，即整治内心恶念；辨惑，即明辨是非困惑。面对弟子的叩问，孔子欣然赞叹“善哉问”，随后以极简练却极深刻的话语，为这三大人生课题给出了直击本质的答案：“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
这段对话，看似是师徒间的修身箴言，实则是孔子对春秋末期社会乱象的深刻回应，更是其儒家修己思想的集中体现。春秋末期，周王室权威旁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传统秩序彻底崩塌，诸侯争霸、大夫专权、陪臣执国命的混乱格局日益加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道德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仁”“义”“礼”等核心价值被功利主义所侵蚀，人心涣散、恶念滋生、是非颠倒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士阶层作为当时社会的知识载体与道德中坚，既面临着生存竞争的巨大压力，也遭遇着价值取向的严重迷茫——如何在乱世中坚守本心、提升德行？如何克制内心恶念、规范自身行为？如何明辨是非曲直、避免陷入困惑迷途？樊迟的三问，正是当时无数士人内心困惑的缩影。而孔子的回应，以“先事后得”“反求诸己”“戒怒修身”为核心，为士阶层乃至后世每个人，确立了修己安身的根本准则，穿越两千五百余年的时空，依然能够为当代人提供穿透浮华、回归本质的价值指引。
要真正理解孔子对“崇德、修慝、辨惑”的阐释，必先回溯其所处的时代语境，厘清这三问背后的社会根源与人生诉求。春秋末期，随着各国争霸战争的频繁爆发，诸侯与大夫为了增强自身实力，纷纷招揽士人、礼贤下士，士阶层的社会地位逐渐提升，成为各国政治舞台上的重要力量。然而，伴随社会地位提升而来的，是更为激烈的生存竞争与更为复杂的利益纠葛。不少士人为了谋求官职、获取名利，开始放弃传统的道德准则，转而迎合权贵的需求，内心的恶念逐渐滋生，是非判断逐渐模糊——有的人为了一己之私，不择手段、陷害忠良；有的人为了一时意气，冲动行事、祸及亲友；有的人为了眼前利益，忽视德行修养、迷失人生方向。这种种乱象，不仅让士阶层陷入了严重的身份认同与价值迷茫，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混乱与动荡。
樊迟作为孔子的重要弟子，一生追随孔子周游列国，亲历了乱世的动荡与疾苦，也深刻体会到士阶层的迷茫与困境。他天资虽不及颜回、子贡等弟子聪慧，却有着极为质朴的求知欲与坚定的修身信念。《论语》中多次记载樊迟向孔子问学的场景，无论是问“仁”“义”，还是问“稼”“圃”，都体现出他关注现实、注重实践的治学态度。此次在舞雩之下的三问，更是樊迟对自我修己、安身立命的深度思考——在乱世之中，士人若想坚守本心、实现价值，就必须先解决“崇德、修慝、辨惑”这三大核心问题。而孔子的回应，没有晦涩难懂的理论说教，而是结合现实人生的具体实践，给出了简洁明了、可操作性极强的答案，既体现了儒家“知行合一”的治学理念，也彰显了孔子对弟子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
“先事后得，非崇德与？” 孔子将“崇德”的核心要义，凝练为“先事后得”四个字。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却蕴含着极为丰富的道德内涵与人生智慧，是提升德行修养的根本路径。“先事”，即先致力于做事，专注于自身的职责与使命，脚踏实地、认真务实；“后得”，即不预先考虑回报，不将个人利益作为做事的唯一目的，待事情完成之后，自然会获得应有的回报与认可。在孔子看来，真正的德行提升，并非源于刻意的道德标榜或功利性的行善积德，而是源于脚踏实地的践行与无私奉献的担当。
要理解“先事后得”与“崇德”的内在关联，首先需要明确儒家对“德”的核心认知。在儒家思想中，“德”并非抽象的道德概念，而是具体的行为实践与内心坚守的统一。“德”的本质，是“仁”的外在体现，是“义”的具体践行，是一个人在日常言行中所展现出的善良、正直、担当、谦逊等美好品质。而“崇德”，并非简单地提升道德认知，而是将道德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在做事的过程中坚守道德底线、践行道德准则，最终实现内心德行的自然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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