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鹏怔怔地看着杨毅，就像呆了一样，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杨毅见到展鹏的神情，多少有些懊悔，但觉得自己只是话赶话，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展鹏的反应实在莫名其妙。
展鹏叹了口气，把烟蒂在烟灰缸中掐灭，一言不发，脸色铁青，站起来扭头就向外走，杨毅见状连忙说道，“你干啥去，还没说完呢。”
展鹏的脚步停顿了一下，又向前走去。
杨毅蹙蹙眉，“跟你说话呢，卷还没看完呢，你干嘛？”
“不看了。”背对着杨毅，展鹏甩下一句话。
“不看了？为啥？”
“没心情。”说话间，展鹏已经推开了屋门，紧接着，他的背影就消失了。杨毅竖起耳朵，听到展鹏似乎向王伟说了什么，然后他听到了前门开合的响动，他知道，展鹏离开办公室了。
杨毅愣了会儿神儿，兀自点了根烟，强迫自己把精力集中到眼前的案卷上。案卷虽不复杂，但也是厚厚的一摞，他实在没功夫分心。
他翻出了那两份张文峰的供述，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与他预想的一样，两份相隔半个月的供述几乎雷同，只是个别细节上有少许出入。控方选择这两份供述，一定要确保基本事实相同，以呈现供述的前后一致性。
他特别关注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尸体的位置，二是枪支的获取，三是枪支的遗弃。
关于尸体的位置，张文峰在供述中是如此讲述的：两个人的确是在后排被杀，但他离开现场前，想到要伪装现场，以达到尽可能拖后被发现时间的目的，他以为，两个人在前排，看起来要比歪在后排正常得多，外面的人如果不仔细看，很难发现他们已经死亡。
这个理由看似很合理，但问题是，延后被发现时间对于张文峰而言并没有任何意义，他根本没有试图逃跑。杨毅在口供中确认的事实只有一个：两个死者在死后被挪动过——从后排被挪到了前排。
关于枪支的“骗取”，张文峰交待说，他坐上车后，后面的两个人才开始穿衣服，这时候他才觉得身下有什么硌着自己，用手一摸，才发现是把枪。见枪被他握在手里，王某某惊慌失措，连忙开口质问，他说很少见到七七式，自己只不过是想看看，王某某将信将疑，但因忙着穿衣服，也就顾不得许多了。
至于枪支的遗弃，张文峰说，当时他心慌意乱，也不清楚自己怎么就把那把枪带到了车上，快开回队里时他才发现。当时没什么好地方可以选择，匆忙中，他就把枪扔到垃圾桶里了。
行凶的过程是杨毅最为看重的。张文峰说，上车前，他只是想和那两个人谈谈——在被抓到现行的情况下谈谈，所以上车后他才让两人穿衣服，自己坐在前排鼓捣枪。王某某本来不敢吭声，但穿完衣服后，好像又满血复活了，说了几句难听的话，他瞬间就被激怒了，当时枪正好上了膛，他抬手就打了一枪。
至于那个女人，他根本就没想过要杀她，女人听到枪响，先是傻了一样，然后就大喊大叫，张文峰当时的心理状态就是本能地担心惊动别人，连忙让女人住口，可女人失了心疯，控制不住自己，压根儿停不下来，他想到女人的所作所为，惊恐又厌恶，随手又给了女人一枪。
这或多或少可以向激情杀人靠靠，杨毅想。
顾不得仔细斟酌，杨毅又翻到了那两份证明。一份证明是死者王某某的单位出具的，证明那把手枪是配发给王某某使用的。
另一份证明是张文峰的警队出具的，证明张文峰在案发前的10月和11月曾两次参加过单位组织的实弹射击，证明上不仅有警队的公章，还有包含老詹、丁祥在内的四名警察的签名。
看到这份证明，杨毅的心里涌出一丝暖意，他能想象得到，警队出具这份证明，警队会承担多大的压力。这份证明直接让那份射击残留物鉴定书失去了作用，或许这是警队能提供给张文峰的仅有的帮助吧。杨毅多少有些不明白，控方为何会将这份证明入卷，莫非他们试图证明自己并未隐匿对被告人有力的证据，但那岂不是欲盖弥彰？
魔鬼隐藏在细节中，杨毅清楚，对于任何一宗案件来说，那些技术性鉴定文件枯燥又不起眼，但往往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然而正是因为它们枯燥，专业性又强，每每看到那些文件，杨毅就头大。
本来有展鹏在，他可以放心地把这一部分交给展鹏，展鹏做了十几年刑警，经验丰富，那些晦涩难懂的文字到了他眼里，便变得轻而易举，更难能可贵的是，展鹏不时地会提出一些入木三分的独到见解，让杨毅茅塞顿开。
但现在，展鹏已经拂袖而去了，杨毅促狭地咧了咧嘴，继而心里空落落的。一直到那时，他也没觉得自己说错了话，那无非就是打个比方而已。张文峰本来就令人生疑，尤其是让这两个为他奔波的人生疑，他们心照不宣，但都希望通过不断地怀疑、否定进而彻底排除张文峰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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