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仙眼前放着一本很大很厚很漂亮的书，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很多人只知道沈从文是神州着名的文学家，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历史学家、服饰考古学家。
许仙很喜欢这本书。
许仙也是见过沈从文的。
1949年8月，沈从文由北大国文系主动转到历史博物馆，此后多年，他的工作只是为博物馆的陈列品贴标签，参与部分陈列，收集购买文物；而其实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在陈列室里，不折不扣做了十年解说员。
沈从从的主动转业差不多是一个文人在时代下的重生。
沈从文确实也“死”过一次。
1949年一月上旬，北京大学贴出一批声讨沈从文的大标语和壁报，同时用壁报转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全文；时隔不久又收到恐吓信，沈从文预感到即使停笔，也必将受到无法忍受的清算。
在强烈刺激下陷入空前的孤立感，一月中旬，沈从文发展成精神失常。
1949年3月28日上午，沈从文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试图自杀，幸被家人发现救下。
4月6日，沈从文在精神病院写下了长长的日记，“在晨光中，世界或社会，必然从一个‘常’而有继续性中动着，发展着。我却依然如游离于这个之外，而游离的延续，也就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缠缚。可我始终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适。”
在此之前，沈从文其实已逐渐明确自己与时代主流意识的分歧根源所在。“人近中年，情结凝固，又或因情结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这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沈从文说过自己不懂政治，他无法在时代洪流中找到一已立足之地，而又无法与之随波同流，这使他惊惶失措，他在日记里写下“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
1949年8月，北京大学教授沈从文主动调入历史博物馆做陈列员兼解说员。
虽然面对的仍是艰苦的条件和动荡的环境，但沈从文总算是找到了重新支撑起生命的东西，他在写给张兆和的信里写道：“我似乎第一次新发现了自己……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我爱这个国家，要努力把工作和历史发展好好结合起来。”
而建国后周总理每次出国经常会被邀请看看那些国家的服装博物馆、蜡像馆，因为它们代表了这一国家服饰文化的发展与工艺水平。一般他们展示的多是中古到十七八世纪的材料。
1964年春夏间（沈从文调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已十五年），周总理提出神州历史文化悠久，新旧材料很多，问是不是也可比较有系统地编撰一部我国的历代服饰史，今后出国时，作为文化礼品送人。
毕竟领导人出访，礼品书竟然是小小一本《新华字典》，这与历史悠久的泱泱神州古国太不相称了。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齐燕铭推荐停笔转业的沈从文来负责，历史博物馆从美术组调出李之檀、陈大章、范曾协助沈从文展开工作，并提出要赶在10月前出版，向国庆十五周年“献礼”。
工作方法由沈从文提供图像和实物资料，按时代排列先后秩序，分别加以摹绘。并就每一图试用不同方式，不同体例，适当引申文献，进行分析比证，各写出千百字说明。
由于政治需要和沈从文的用心，进展格外迅速，由1964年初夏开始，前后不到八个月时间，这本书的主图二百幅，附图约百种，及说明文字二十余万，样稿就已基本完成。
书本可望于当年冬季出版，但由于政治大动荡已经出现先兆，出版拖延。
“文革”开始，这书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黑书毒草，相关负责人受到冲击，出版更是无望。
1969年，沈从文下放湖北。
开始时，沈从文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
因为人已年近七十，沈从文的心脏病早严重到随时可出问题程度，雨雪中山路极滑，看牛放羊都无资格，干校就让沈从文带个小板凳，到后山坡看守菜园，专职是驱赶村前趁隙来偷菜吃的大小猪。
沈从文手脚冻得发木时，就到附近工具棚干草堆上躺一会会，活活血脉，避避风寒。夜里吃过饭后，就和同住的三个老工人，在一个煤油灯黄黯黯光影下轮流读报，明白全国“形势大好”。
后来转到双溪，这是沈从文在湖北待得最久的地方，约一年。沈从文的记述有些“黑色幽默”：“人事方面尽管十分融洽，可唯一不相熟的，是分配棺材那个小楼房，有点天然排斥因子。我即或血压最高时有二百五十，还只想尽我做公民的责任，从不担心会忽然间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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