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妙云和杨宪谈及的问题，是国之根本，是国之存续的——教育问题！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如何提高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
靠的就是教育，普及教育，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接受教育，加大受教育群体基础，任何事情，有了基础土壤，才能开花。
这就是科教兴国。
可目前摆在大明面前有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即便如今杨宪编纂出了汉字拼音等一系列基础教育的教材，可到了具体执行这一步，仍旧需要有人去教，去传授知识。
教师的缺失，是最为根本的问题。
或许在京城、扬州开办各式小学与职业学校，还能够找到了老师。
可放眼整个大明，就算是江南一些地区都捉襟见肘，更不用说是中部、西部，漠北、高丽、东瀛，师资是完全不够的。
在古代，开办私塾教学的先生数量本就希少，因为在杨宪准备开展教育改革、普及全民教育之前，知识是垄断的。
明朝时期，全国官员数量大约20万，还有大量的吏，以及试图通过科举考试出头的人。
一般认为，明朝的文盲率是百分之八十五到九十，也就是约十分之一的人识字，基本都是男人。
而且，这个识字群体主要是在城镇，乡下数量就很少。
比如，明朝很多看起来很不怎么样的太监，能够做到秉笔太监的职务？
而秉笔太监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或者说办公室主任，地位是极高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太监基本都是最贫苦的农民担任，要不是真的吃不起饭了，谁愿意把自家孩子送到宫里当太监，这里面识字的人太少了。太监如果识字，就是非常稀罕的事情，很容易高升了。
事实上，在历朝历代中，明代的识字率已经算高了，百分之十五也不少了。明代出现了小说的大爆发，民间还有大量的藏书，都是因为识字的人较多。
比如再往前的元朝就惨了。
蒙古人虽有自己的文字，但大部分人根本不识字，也不想识字。
在元一朝，科举考试也一度被废除，甚至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匠八娼、九儒十乞的说法。
在元朝很长一段时间，读书人地位极低，被认为是毫无用处的人。在马背上厮杀的蒙古人看来，只靠吟诗作对就能成为国家精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读书人的地位都一度排到娼妇后面，就可见一斑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元代民间识字的人就很少了。
朱元璋生于元朝末年，他就不识字。直到朱元璋做了和尚，需要看懂经书，这才开始学习认一些最基本的字。真正学习文化，还得等到他加入义军，成立自己的小班子后。
当时朱元璋加入红巾军后，之所以郭子兴看中朱元璋，除了老朱长相魁梧异于常人外，还有就是觉得这个年轻人聪明绝伦且上进。在别的士兵只顾吃喝玩乐捞钱的时候，朱元璋却向军中的秀才们学习知识，文化水平越来越高。
隋唐之前的话，识字率同样低得吓人。
因为在隋唐之前，知识是完全垄断在那些世家大族手中。
与此时的高丽的情况很相似。
这些世家大族手中掌握了世上最优秀的教育资源，拥有浩如烟海的藏书典籍，这一切，他们只会拿在手中，即便是自己不看，也绝不会公诸于世给别人看。
更不用说传播、教导了。
因为知识，就是他们作为贵族阶级维持自己阶级利益最有力的工具，之前高丽那帮子家伙就连这点也是学的我们，而且落后时代版本。
如果普通百姓都学会文字，有了文化，那么他们身为贵族阶级又有什么优势呢。
为什么这个时期，世家大族能够经久不衰，横跨数百年屹立不倒。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只有有文化的人才能当官，而知识文化就掌握在这些世家大族手中，再加上九品中正制，这才会导致这个情形。
在那个有志难申，万事难成的时代，俗世洪流能够站得住脚，已经是千辛万苦，想要出人头地，那是比登天还要难。
隋唐的科举制，确实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普通百姓起码有了一条能够上升的通道。
不少底层人通过科举不仅改了自己的人生，也在各自时代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要知道日后有着大明第一首辅之称的张居正，其出身更是军户，也就是贱籍，就是往前考其三代，也没有一个可以说得上有地位的人。
科举之后，虽然情况要好太多。
可要是当对象是全体百姓的话，绝大多数想要读书的人，还是苦于无书可读。
如今大明经济在杨宪的努力下，已经往上跳了几个台阶不止，如果没有之前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这次教育改革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普通人家的孩子，要忙着放牛忙农活都来不及，又哪里会有金钱、有时间、有精力去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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