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赵长官的诋毁加恐吓，杨学山轻蔑地一笑，说： “你吓唬谁呢？你召集总支委委员开会？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有这个力权吗？你想撤换谁就能撤换谁吗？你要能用几瓶酒撤换一级组织的领导，天下不都是你赵长官的了吗？还要党的组织部干什么？”然后，杨学山不屑地看了赵长官一眼，说，“你真以为干部组织原则是儿戏呢？啊？”说罢，杨学山深深地吸了口气，坚定地对赵长官说，“只要我还是林地所的一把手，谁也别想把公家的苹果送人情去！假公济私这是典型的腐败。我们党历来反腐倡廉。反腐倡廉是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是共产党执政的生命线，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保障，是赢得人民信任和支持的法宝。只有以断腕的勇气把腐败分子从社会主义肌体内清除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彰显出来，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才能充分调动起来。历史教训告诫我们，贪官污吏是人民最深恶痛绝的！虽然我官不大，但反腐倡廉的责任一点儿也不小。我们每一位共产党干部不论职务大小，都应当以“为人民服务”为为官之道，做到公正、廉洁、为国为民。如果每一位干部都能从自我做起，不贪不腐，一心为公，并检举揭发贪腐，就会形成一个反腐倡廉的钢铁长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蒸蒸日上永世不衰，人民的福祉就会不断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安全感就会更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杨学山不仅这么说，还这么做。虽然杨学山管着一个大苹果园，家里人经常吃的都是花5分钱一斤买来的烂了一块的苹果。我不记得家里没拿回来过整筐整筐的好苹果。杨学山不仅在拿苹果送礼的问题上大公无私，在其他方面，也体现出他党性原则强的品德，比如在单位招工的事上。
那个时候，国家有硬性规定，下乡知青在农村劳动锻炼不满两年，是绝对不能回城就业的。然而，这并不是说上山下乡劳动锻炼两年后肯定就能回城就业。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的限制，城里就业岗位有限，僧多粥少的现象比较严重。很多上山下乡超过两年的，甚至已经在农村劳动锻炼五六年七八年了，都回不了城。这并不是哪个领导特意卡着谁不让回城。其实，不管高层领导，还是低层领导，心都是肉长的，无缘无故地都不希望哪家的孩子在农村劳动锻炼满两年后继续窝在农村，都想当孩子在农村劳动锻炼满两年后，马上回到城里就业，过上比农村好得多的城市生活。只要你能搞到回城就业指标，你回你的！而大多数上山下乡知青满两年回不了城就业的，都是因为没弄到回城就业的指标。
搞不到回城就业指标，回城就落不上户口，也没地方上班给你发钱，自己也养活不了自己。为了生存，只能继续在农村劳动锻炼。所以，上山下乡满两年能不能回城就业，关键看你能不能搞到回城就业指标。
另外，当时的政策规定，不只是下乡知青，回乡知青在农村锻炼满两年的，也可以进城就业。这就扩大了进城就业的大军，增加了进城就业的数量，加大了进城就业的压力。也使得本来进城就业指标更加紧俏。而且，那个时候，就业门路单一，不像现在就业门路多元化，政府单位进不去，还可以去各种体制的公司。那个时候叫公司的单位，也都是国家单位。想进去，也得占用进城就业指标。所以，那个时候，知青唯一的出路就是搞到进城就业指标，别无他路。这就让争取回城就业指标的单行道拥挤不堪。为了给到就业年龄的孩子搞到一个进城就业指标，各家长都寝食难安绞尽脑汁，对回城就业指标格外敏感，到处打听消息，只要听说哪儿有就业指标了，蜂拥而至，勇往直前。
1973年，林地所批了三十个就业指标。这一下惊动了太行县城！——林地所可是国家省里的单位！不是小小县城的单位！进了省林地所，不仅讲起来很有身份，找个媳妇也比县城就业的上几个档次。所以，这三十个就业指标就成了太行县的众矢之的。托门路，找关系的人络绎不绝。杨学山的爱人对杨学山说，两个儿子正好高中毕业需要就业，想法给孩子弄上两个指标？
其实，作为林地所一把手的杨学山稍微运作一下就可以借着林地所获批的三十个就业指标的机会解决两个儿子在林地所就业的问题。比如，开个总支委员会议，把名额与几个委员分一分，然后再给各科室的领导一个，省下几个做做门面，他两个儿子的就业问题就彻底解决了。但杨学山考虑了几天后，对爱人说，这三十个就业指标，不只全林地所的人盯着，全太行县的人也觊觎着，作为单位一把手，必须按党性原则办事！林地所这三十个就业指标一个也不能两个儿子。并对两个儿子说：“你们别指望从我这儿走后门安排工作，现在只能凭借自己的本事，有本事就在县城混，没本事就回老家种地去！”最后，杨学山硬生生地没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占用林地所的就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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