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前几天参加研究生考试了。”
“那他准备报哪儿？”
“燕大。”
李乐把茶杯端起来，就那么端着，像是在让那句话在脑子里先落一落。
黄山，他一直记得初见时的样貌，瘦得厉害，颧骨像是要从皮肤底下撑出来，但眼睛亮。那种亮不是兴奋的光，是一种沉在水底的、稳定的、近乎固执的亮。
李乐在心里默默盘算了一下时间线。
先拿了高中毕业证，之后通过自学考试，拿了吉大的人力资源管理专科，接着又自考了燕大的法律本科。
前后加起来，不过四年。
这四年里，他一直在给李乐写邮件，内容从康德的美学判断力批判，到明清商帮的组织形态比较，再到诺斯那套制度变迁理论的适用性问题。
哲学、历史、经济、宗教......跨度大得离谱，但就像一棵树的根系，在地下悄悄蔓延，等到你注意到的时候，已经铺满了整片山坡。
去年的一封邮件里，黄山开头先是“乐哥，前几日发了高烧，卧床数日，今日方起，迟复为歉。”
后面洋洋洒洒三千字，讨论的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天职”概念的翻译问题，引了三个版本的中译本对照，又找了英译和日译本做参照，最后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现有的中文翻译都忽略了一个关键的语义层次，那个词在路德原文里其实带有一种“被召唤至固定位置”的空间隐喻，而这种空间感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被后来的研究者普遍忽视了。
李乐当时看完那封邮件，在电脑前坐了很久。
人总说天才。但大多数人见到的、能够被量化的，都是理工科的天才，奥赛金牌、少年班、SCI论文数量，这些指标清清楚楚地摆在台面上，不服不行。
可文科社科不一样。文科社科的门槛低到几乎不存在，任何一个识字的成年人都可以对“人性”、“社会”、“历史”发表一番见解，而且往往觉得自己说得很有道理。这种“我上我也行”的自大假设，使得真正能在文社科领域让人感到碾压的存在，反而很少被识别。
因为看懂他们需要门槛。
你读不懂黑格尔，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概念的劳作”，你没啃过《纯粹理性批判》，你就无法理解一个人如何在先验哲学的迷宫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不懂统计学的人看计量经济学论文如同天书，没读过韦伯的人以为“理性化”就是个褒义词。
所以学懂社科的人本来就少，而即使学懂了，别人也看不懂他在说什么，于是那种碾压感就被稀释了，变成了“这人读书多”或者“这人挺能说的”。
但黄山不是“挺能说”的那种。
他是那种，你把他写的东西放在桌上，隔一个星期再看，会发现自己在某个段落下面不知不觉画了两道线，然后在旁边写了一个“？”
不是因为他写错了，是因为你忽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从这个角度想过问题。
比如，黄山曾在另一封邮件里附了一篇关于休谟“因果习惯论”的读书笔记。
开头平平无奇，无非是概述休谟的基本观点，因果关系并非客观必然，而是心灵的习惯性联想。
但到了第三页，黄山笔锋一转，开始讨论这个命题在法学领域的映射，如果因果关系只是一种心理习惯，那么法律中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我们凭什么认定某个行为“通常”会导致某个结果？
“通常”这个词背后的统计概率，又是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被悄无声息地替换为社会预期的？
他引了冯·巴尔的一段论述，然后用一个极其精巧的逻辑链条，把休谟的经验论、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和波斯纳的法律经济分析串在了一起。
最后得出结论，法律中的因果关系，本质上是一种“被制度化的预期”，“它不是对客观规律的描述，而是对社会共识的编码”，“法官在判决书中写依常理可知，实际上是在说我们这个社会共同体约定俗成地认为”。
李乐读完那篇笔记，给黄山回了一封只有一句话的邮件：“你这篇，可以投《中外法学》了。”
黄山的回复也很简短，“尚有若干关节未通，待厘清后再议。”
还有一篇，是今年夏天跟着祝贺自己结婚的邮件一起的，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对江南市镇经济的影响。
那篇文章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通常认为，嘉靖以降的白银大量流入，催生了江南商品经济的繁荣。此说大致不谬，却失之于笼统。白银之于江南经济，犹如水之于田，水至则苗生，水过则土溃。”
“问题的要害不在于白银来了没有，而在于白银以何种方式、经由何种渠道、在何种制度框架下进入了江南社会的毛细血管。”
然后他用一万多字的篇幅，详细考证了万历年间松江府华亭县的税赋档案，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白银流入并未均匀地惠及所有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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