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自己，可能都不敢预测十年，哪怕就只是想想五年之后，是否还能把得住当朝独相的这个位置，他都已经不敢保持有信心。更不要是当今天的少年天子已经逐渐成熟，正在不时地表现出自己会有自己想法的种种迹象。
“此时此景，老夫不禁想起了当年与徐之在宿州码头初遇时所听到的那句，‘伤心熙元经行处，律条万言皆做了土。兴，百姓苦；废，百姓苦。’以此词句可证，徐之也应是站在同情新法、赞同新法的立场！只是何苦非要走到新党的对立之面呢？”章惇毕竟经验老到，示好不见效，那就换一招忆旧。
“新法是新法，新党是新党而已。”秦刚直接回答道，“章相既然能够记得下官的这句浅陋词句，那更应记得下官当年所说的另一句话——‘百姓虽不能治天下，但却足以评定士大夫治天下的得失。’因此，秦刚自为官以来，行事为人，一非以党派为标准、二非以师承为局限。唯有知晓：凡百姓爱之喜之，即为我大宋官员应该行之为之。”
章惇此时听来，再想想：秦刚无论是在两浙路所推行的青苗法，还是在陕西所推的保马法，其名虽然都是出自于新法之名，但实际都有了他在内在细节之处的诸多改良。而实际效果，也是大大优于原先来的新法。当时在上报朝廷的奏章中的解释是：各地皆有各地的具体情况，新法要想推行下去，必须要根据各地实情以作具体调整。
其实他章惇也非食古不化之徒。
绍圣之初，他高举起了王安石的变法大旗后，也并非凡事都要一字一句地奉王安石的话为金科玉律。反倒是在这里被蔡卞钻了个空子，先将王安石奉为圣人，再因为其女婿，又以王学衣钵传人之名义，与其竞争新党领袖的地位。
说到底，章惇还是相对更加认同于秦刚的这种改良主义的思路，也是希望自己所领导的这场绍圣绍述的变法运动，真正完成对于心中政治目标的最终实现。
“百姓评定一说，听之成理，但也未必可靠。百姓多愚昧，又易被奸猾小人蛊惑煽动，不可为评判评价的依靠。”章惇皱了皱眉头，指出了这其中所存在的问题。
秦刚笑了笑，这时的士人多是这般认知，倒也没有必要去费心辩驳，只是随口说道：“百姓被蛊惑煽动，多半自己吃苦。士人官员又何尝不会被蛊惑煽动？只是到时吃苦的，却又是天下之百姓！”
章惇只觉得眼前的这位年轻人甚至是奇特。
自从与他交谈以来，似乎没有一句是顺着自己的心意所讲，但却又发现这些话语恰似犀利的刀剑，句句却是戳中了自己平日里百思不解的诸事症结，让他又不由地为之而反思。
譬如方才这句“士人官员又何尝不会被蛊惑煽动”，元佑年间的种种荒唐之事历历在目，难道说，一切都只有高太后那个昏庸的老太婆作主，一切又仅仅只是司马光、吕公着等等旧党领袖的肆意妄为吗？
满朝文武，天下官吏，如果不是一杆子全部扫进旧党余孽的箩筐里，那么也就只能把他们都列入到“被蛊惑煽动”的那帮人的范畴之列了。
“老夫对徐之的学术承袭一直甚为好奇。按理说，你既为少游之弟子，自然应从其才学、继其衣钵。然而你之言行处事，却多有果决之气，却少因循守旧之风。所以，老夫时时便有怀疑，徐之的身后，莫非另有高人指点？”章惇此时话锋一转，发出了一句特别的疑问。
秦刚闻听，却是一拱手道：“下官出身微末，幸得恩师家族收留，以研习恩师旧作为始，此事在家乡人皆知之。入京之后，便得其亲自悉心指导，学业承袭一事，无甚可疑之点。若说差异。正如恩师少游师从苏公，苏公作词便是‘大江东去’，恩师起句却是‘山抹微云’，其异大矣，唯真情入字为共识耳！”
章惇却正色道：“徐之你莫拿诗词风格之事诓解，此理老夫自然知晓。可是实观尔所行，无论是在两浙、还是在陕西，包括在这河北沧州，你这几年的施政的手法、主旨及方向，却与这旧党的思路、想法并无分毫关系，反而却与我新法多有吻合、相配。所以，老夫倒也真是搞不明白你的政治立场了！
“所以，立场、身份到底应该由谁来定呢？”秦刚顺势便把问题抛给了章惇，“如果交由权势而定，那么章相公如今一言九鼎，左右台院谏议大权，自然一言便可定之，又何必再问下官。而若由其言行而定，则万事皆有眼见，事实便可给出结果，又何必为此烦心？”
“好好好，你要说事实，老夫便就与你论事实！那从事实来看，莫非徐之到了今日也不肯承认自己也实为我新党一员的事实否？”
秦刚此时大约明白了章惇的想法：党同伐异的原则，他是绝对不会放弃的。但是对秦刚的拉拢，则寄希望于对他真实身份的重新认定：
比如，他会不会是一个包裹着旧党外衣的新党官员呢？至少章惇现在就是想要这样子来说服自己、进而希望与秦刚实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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