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子的老爸比我爹的官大多了，可惜文革的时候没架住挨整，死在了牛棚里。几年前胖子返城后找了个工作，干了一年多就因为跟领导打架，自己当起了倒爷个体户，从我们这边往北方倒腾流行歌曲的录音带。
多少年没见了，我们俩喝得脸红脖子粗，我就把编瞎话的这事给忘了，回到家之后，酒后吐真言，把事情的经过跟我爹说了，想不到他没生气，反而很高兴。我心想这老头，越老觉悟越低，看自己儿子不用上前线了还高兴。
复转办给我安排的工作是去一家食品厂当保卫科副科长，我在部队待的时间太长了，不想再过上班下班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就没去，跟胖子一起合伙去了北方做生意。
时间过得很快，眼瞅着就进入了八十年代，我们也都三张儿多了，生意却越做越惨淡，别说存钱娶媳妇了，吃饭都快成问题了，经常得找家里要钱解决燃眉之急。
这天天气不错，万里无云，我们俩一人戴了一副太阳镜，穿着大喇叭裤，在北京街头推了个三轮车，车上架个板子，摆满了磁带，拿个破录音机拉着俩破喇叭哇啦哇啦地放着当时的台湾流行歌曲。
有个戴眼镜的女学生凑了过来，挑了半天，问我们：“有王结实谢丽丝的吗？”
这个以前我们上过货，两天前就卖光了，胖子嬉皮笑脸地对她说：“哎哟我说姐姐，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听他们的歌，您听邓丽君千百惠张艾嘉吗？来几盘回去听听，向**保证，要多好听就有多好听。”
女学生看胖子不像好人，扭头就走了。
胖子在后边骂不绝口：“这傻逼，装他妈什么丫挺的，还他妈想听金梭银梭，丫长得就他妈跟梭子似的。”
我说你现在怎么说话口音都改京腔儿了，说普通话不得了吗，冒充什么首都人。现在北京的生意太难做了，过几天咱奔西安吧。
胖子想要辩解说他祖上就是北京的，还没等说，忽然指着街道的一端叫道：“我操，工商的来扫荡了，赶紧跑。”
我们俩推着三轮车撒丫子就跑，七拐八拐地跑到一条街上，我看了看周围，咱怎么不知不觉地跑到潘家园古玩市场来了？
这条街上全是买卖旧东西的，甚至连旧**像章、红宝书都有人收。像什么各种瓶瓶罐罐，老钟表老怀表，三寸金莲穿的旧绣花鞋，成堆成堆的铜钱，鼻烟壶，各种古旧的家具，烟斗，字画，雕花的研台，笔墨黄纸，老烟斗，蛐蛐罐，瓷器，漆器，金银铜铁锡的各种玉石的各种首饰，只要是老东西，就基本上什么都有。
胖子有块家传的玉佩，一直戴在身上。这块玉是西北野战军的一位首长送给他爹的，当年这位首长带部队进新疆，在尼雅绿洲消灭了一股土匪，这块玉就是那个匪首贴身戴的。说是玉佩，其实外形不太像，造型古朴怪异，上面刻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图案，像是地图，又像是文字，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这块玉胖子给我看过很多次，我家里以前古玩不少，小时候我听祖父讲过不少金石玉器的知识。不过这块玉的价值年代，我却瞧不出来。
胖子想把这块玉卖了换点本钱做生意，被我拦住了，这是你爹给你留下的，能别卖就别卖了，咱也没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实在不行我找家里要钱呗，反正我们家老头老太太补发了好多工资。
我们俩见路边有个空着的地方，就把三轮停了过去，在附近买了两碗卤煮火烧当午饭吃。
卤煮火烧就是猪下水熬的汤，里面都是些大肠之类的，泡着切碎了的火烧，一块多钱一碗，既经济又实惠。
我这碗辣子放得太多了，辣得我眼泪鼻涕全出来了，吐着舌头哈气。
胖子吃了两口对我说：“老胡，这几年本想带你出来发财的，没想到现在全国经济都搞活了，形势不是小好，而是一片大好。不像我刚开始练摊儿的那时候，全北京也不超过三家卖流行歌曲磁带的。真是有点连累你了，你爹退休前已经是师长了，享受副市级干部待遇，你不如回去让你们家老头走个后门，给你在机关安排个工作，就别跟我一起受罪了。”
我拍了拍胖子的大肚子说：“兄弟，我也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我要是真想去机关随时都能去，但是我不敢去，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害怕啊，我如果在一个地方坐住了不动，满脑子想不了别的，全是我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都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一看见他们，我的肠子都快疼断了。咱们现在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地做点小买卖，还能把心思岔开想点别的，要不然我非神经了不可。”
在部队那么多年，别的没学会，就学会鼓舞士气了，我安慰胖子：“咱们现在也不算苦了，这不是还有卤煮可吃吗？想当年我在昆仑山里，那他娘的才真叫苦呢。有一年春节，大伙都想家了，好多新兵偷着哭。师长一看这还行，赶紧给大伙包顿饺子，改善伙食。那饺子吃的，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昆仑山没有任何青菜，菜比金子都贵，肉倒有的是，全是一个肉丸的饺子。海拔太高，水烧不开，饺子都是夹生的，里边的肉馅都是红的。你能想象出来那是什么味道吗？就这样我还吃了七八十个呢，差点没把我撑死。馋啊，那几年就没吃过熟的东西，馋坏了。第二天我就让人给送医院了，消化不了，肚子里跟铁皮似的。你还记得《红岩》里怎么说的吗？革命胜利的前夜总是最寒冷的。咱们的生意不可能总这样，录音带不好卖，咱们可以卖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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